师傅退休前最后一天上班，是个中秋。那天晚上我跟他值夜班。到点巡检，到点记录，到点泡茶。他那只搪瓷缸子磕掉了几块漆，里面茶叶比水多，苦得发涩。我喝不惯，他喝得津津有味。
　　巡到220千伏铁塔下面，他忽然站住了，仰着头看。我也跟着抬头。铁塔太高，只看见几根银灰色的线条在夜空里穿插交错，月亮刚好卡在其中两条横担之间，像被夹住的一粒白扣子。导线从月亮旁边穿过去，细得像蛛丝，又绷得笔直。
　　“你听。”他说。
　　我竖起耳朵。风从麦田那头吹过来，导线发出嗡嗡的低响，绝缘子串在风里微微晃，金属线夹磕出很轻的声响，叮——叮——，一下一下的，间隔很长，像有人蹲在高处敲着一面很小的锣。
　　“瓷瓶在唱歌。”他说完自己笑了，大概觉得这话不像他说的。
　　他蹲下来，从工具袋里摸出一块月饼，掰成两半，递给我一半。五仁的，皮上印着红字，字已经模糊了。甜得发腻，青红丝的味道冲上来，像嚼了一口老式牙膏。他吃得慢，一口一口的，像在嚼什么别的东西。
　　“明天我就不来了。”
　　“嗯，我知道。”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本子，封面磨得发毛，边角卷着。我翻开，密密麻麻的字，日期、温度、负荷、巡视记录，每一页都规规矩矩。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只有日期，一个“晴”字，后面空了。
　　“今天的还没写，你补上。”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拎起工具袋就走。我跟在后面，看着他工装后背洇出的一片汗渍，形状像一枚歪歪扭扭的月亮。
　　走到站门口，他停下来，没回头：“这站里的电，往三个方向走。一条去城里，一条去镇上，还有一条，往山里走，到最后一个村子就没了。”
　　我没应声。他也没等我应声，摆了摆手，消失在路灯照不到的暗处。
　　那条往山里走的线，我后来跑过很多次。七十年代架的老线，线径细，档距大，一刮风下雨就跳闸。三十多公里，翻两座山，过三道河，最后到山坳里一个只有七户人家的村子。村口有棵核桃树，树下有块青石板，石板上有一道磨得发亮的凹槽，像有人常年坐在那里，把石头都坐出了坑。
　　有一次我进山巡线，在村里歇脚。一个老婆婆给我端了碗水，问：“电管所那个老陈呢，怎么好久没来了？”我说他退休了。老婆婆“哦”了一声，转身从屋里拿出一个布包递给我：“你给他捎去吧，去年秋天打的核桃，他说他爱吃。”
　　我接过布包，沉甸甸的。核桃已经有些走油了，但一个都没坏。老婆婆说：“他那些年，不管刮风下雨，只要停了电，准来。有一回大雪封山，他走了六个小时才到，修完线天都黑了，我留他吃饭他不吃，说怕下山路滑。我给他装了几个核桃，他揣在兜里，说回去给闺女吃。”
　　我攥着那包核桃，喉咙发紧。师傅有一个闺女，远嫁南方，好几年没回来了。他从来没跟人提过。
　　老婆婆又说：“他每次来，修完线就坐在那棵核桃树下，一坐就是半天。我问他看啥，他说看月亮。我说月亮有什么好看的，他说，你看月亮底下那些灯，一盏一盏的，多像从前村里的人家啊。从前村里有三十多户，现在只剩七户了。可只要灯还亮着，就还有人。”
　　那天我从山里出来，月亮已经升到头顶。站在垭口往下看，山坳里那七户人家的灯亮着，昏黄昏黄的，在月光底下几乎看不出，可它亮着。远处城里的灯光连成一片，亮得发白，把半边天都映红了。三条线，三个方向。电流走得最快的是往城里那条。可师傅用两条腿走了一辈子的，是往山里那条。
　　第二天早上交接班，新来的人问我：“陈师傅走了？”我说走了。那人说：“他昨晚在铁塔下面坐了很久，我远远看见的。”我没说话，打开运行日志，在最后一页的“晴”字后面补了一句：今日中秋，设备运行正常。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师傅。听人说他在老家包了片鱼塘，种藕，养鸭子。偶尔有人在群里发照片，他蹲在塘埂上抽烟，背后一片白茫茫的水，看不出是白天还是晚上。
　　有一年除夕，我值夜班，在工具箱最底层翻出师傅那个搪瓷缸子，茶垢积了厚厚一层。我倒了热水进去，泡了一杯茶，喝一口，苦得直皱眉。喝到第三口，舌根慢慢回甘，说不清楚是什么味道。
　　我打开师傅留下的牛皮纸本子，从头翻到尾。翻到倒数第二页，夹着一张纸条，纸已经发黄了，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字，笔迹很轻：“1998年腊月廿三，山里大雪，线断了。走了六个小时。到的时候，村口老婆婆在等我，手里端着一碗热水。”
　　纸条下面没有署名，没有日期。
　　我把纸条折好，夹回去。窗外的月亮移到了西边，光线斜斜照进来，在操作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银。我拿起笔，在运行日志上写了一行：今日无事。月亮从东边铁塔升起，从西边铁塔落下。全线平稳。
　　想了想，又在末尾加了一句：师傅，山里那七盏灯，还亮着。
　　（作者单位：天津公司大港电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