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种近乎窒息的沉闷。屏幕之上，是民国初年的中国：紫禁城的飞檐依旧隔着灰蒙蒙的天空，但天空下，是遍地的租界、麻木的烟容、纵横的骸骨；茶馆里留着辫子的遗老遗少还在争论着辫子的盘法，而街市上，“共和”的招牌已然蒙尘，像一件不合身的旧袍子，勉强套在一个垂危的巨人身躯上。空气里仿佛都弥漫着一股铁锈与霉烂混合的气味，那是陈腐的血腥与僵死的文明共同发酵的味道。这便是我看《觉醒年代》之初，所感受到的那片无边的、厚重的“血雾”。它并非一战战场上的冲天炮火，而是一种弥散在精神与肉体每一个缝隙间的，无所逃于天地间的绝望。
　　然而，也正是在这至暗的、几乎要扼杀一切生机的血色里，我看见了那一抹新绿。它初生时，是何其柔弱，何其微末。陈独秀在上海渔阳里逼仄的亭子间里，对着几位同样清瘦的同仁，第一次酝酿着《新青年》的创刊；李大钊在北大红楼的一角，伏案疾书，那“青春中华”的梦想，在当时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他们的声音，起初是微弱的，像寒夜里的一点烛火，仿佛一阵稍大的风就能将其扑灭。可就是这点点火光，偏要执拗地，去燎那千里之原。
　　这新绿的生长，是伴随着惨烈的代价的。它要从血雾里汲取养分，这养分，便是先驱者自身的血肉与泪水。我永难忘怀那个场景：陈延年、陈乔年两位青年，赴法留学前与父亲告别，镜头一转，却是他们脚戴铁镐，踏过血水，从容就义的画面。那回头一笑的纯真，与最终牺牲的惨烈，交织成一幅最为悲壮也最为刺痛人心的图景。他们的血，就这样汩汩地流进了这片他们深爱却又如此薄情的土地。郭心刚一夜白头，为着青岛的沦丧，最终呕心沥血而死；李大钊在狱中，目光沉静，仿佛已看见了他所预言的那个“赤旗的世界”。他们不是不知前路的凶险，不是不眷恋生命的欢愉，只是有一种信念，一种对于民族新生的渴望，压倒了一切，使他们甘愿将自己化作肥料，去滋养那尚未破土的幼芽。
　　这便是《觉醒年代》最撼动我之处：它让我真切地触摸到了那种“生生不息”的力量。这“生生不息”，不是田园牧歌式的繁衍，而是于毁灭中创造，于死寂中呐喊，于无路处踏出血路。鲁迅在会馆抄古碑的漫漫长夜里，感受到了“铁屋子”的万难破毁，可他最终还是提起了笔，发出了那一声“救救孩子”的呐喊，这便是在绝望中抗争的“生”。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思想的雨露，于茫茫黑夜中探寻着中国的出路，那年轻胸膛里蓬勃的思考与勇气，更是另一种“生”。从《新青年》的摇旗呐喊，到五四运动的街头怒吼，再到南湖红船上的开天辟地，这一抹新绿，终于在血与火的浇灌下，蔓延成了势不可挡的春潮。
　　剧中有太多细节，将这“新绿”的意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我常常想起陈独秀庭院里的那片草坪，他们父子几人，在那片绿色旁，有过争执，有过和解，更有过对于国家未来的深沉忧思。那草坪，是囚笼般城市里的一方自然生机，更是他们内心不灭希望的象征。我又想起李大钊先生那篇《青春》，他写道：“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这磅礴的气势，不正是一株顶开巨石，渴望拥抱整片蓝天的巨树所应有的气概么？他自身，也确然如一棵松柏，在凛冽的寒风中，保持着最挺直的姿态，直至被摧折，其精神却已播撒下无数的种子。
　　走出《觉醒年代》的影像，回望我们身处的这个繁华盛世，街道车水马龙，人群神色从容，这似乎已是先烈们梦想中的“可爱的中国”。我们便是从那血雾中生长出的新绿所繁衍出的茂密森林。然而，历史的“血雾”真的彻底消散了么？我想，它或许只是变换了形态，化作了精神上的懈怠、物欲的横流、或是遗忘的尘埃，试图悄然覆盖那来之不易的生机。
　　于是，那一抹在血雾中挣扎而出、倔强生长的“新绿”，于我们而言，便不仅仅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更是一种永恒的昭示与鞭策。它昭示着，生命的伟力在于不屈不挠，民族的希望在于代代相承的觉醒与奋斗。它鞭策着我们，不可在安逸中褪色，不可在喧哗中失声，要时常拂拭心上的尘埃，让那股为了真理与理想而九死不悔的浩然之气，在我们这一代，以及世世代代的血脉里，如草木般，岁岁枯荣，生生不息。
　　（作者单位：山东蓬莱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