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今年5月末走的。院子里的栀子花刚打了苞，还没来得及开，他就这样安静地睡去了。这两个多月以来，我不敢细数日子。每一夜的梦里，他还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踩在板凳上，一笔一画地在黑板上写字。醒来后，枕边湿了大片，才恍然——他是真的不在了。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末。彼时岁月动荡，山河破碎，而爷爷家的村庄，已被连年战乱与贫瘠反复侵蚀。命运对父亲格外残忍：9岁丧母，11岁丧父。我常常想，一个11岁的孩子，跪在双亲灵前，是怎样用稚嫩的肩膀，扛起那场大雪般的人生。兄妹7人，最后只剩下大伯和他，像寒风中两株瑟瑟的麦苗，相依为命。
　　父亲自幼聪明伶俐，尤爱读书。族中长辈怜惜他，没人提出要他辍学挣工分。他读完小学、初中，想要精进学业，便远赴40公里外的县城借读。40公里，如今不过一脚油门，可在那时，全程只能靠双脚跋涉。我仿佛看见那个瘦弱的少年，穿着仅有的一双破鞋，背着简陋的行囊，披着晨露踏上蜿蜒的山路，渴了掬一捧山泉，天黑便低声恳请老乡借宿一宿。那些漆黑的长夜，他心中一定揣着滚烫的求学渴望——这份执念，让年少的他无惧风雨、不畏孤单。前些天整理他的旧物，翻出一本泛黄的作业本，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我要读书”。那一刻，我抱着本子，哭得浑身发抖——这个把读书看得比命还重的男人，终究没能拿到一张毕业证。
　　两年后，县城学校骤然停办，父亲揣着满心的失落回到村里。那张没有发下来的毕业证，成了他一生难以释怀的遗憾。可日子总要过下去，首要面对的就是糊口度日的生计问题。那时家具都是木头做的，容易开裂，需反复上漆、水磨才能密封，父亲便动了学做生漆手艺的念头。他正式拜师学艺，从学徒做起，慢慢挣到一点微薄的收入。父亲手巧，每次都会顺手在漆好的柜门、床头画几笔梅兰竹菊。没过多久，这些带着画儿的家具竟大受欢迎。
　　国内基础教育事业稳步发展，村小学正式开班办学。生产大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父亲，他是全村学识最高的人。可那时教师收入极低，父亲犹豫了——他太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大队的人看出他的难处，主动宽慰：“寒暑假你照样做漆活，两不耽误。”村里喜欢父亲手艺的人，早早就把他的假期预约满了。现实的困顿被这份体谅轻轻托住，父亲终于点了头。
　　初登讲台那年，他才17岁，个头不高，还是个青涩的男孩。黑板太高，够不着，就搬条板凳踩上去，一笔一画地写板书。夜深人静，父亲在煤油灯下自学乐谱、二胡和书法，咿咿呀呀的弦音里，想必藏着许多未曾说出口的梦想。上世纪80年代，国家出台公办教师转正政策，父亲顺利通过考试，成为正式公办教师，工资从每月25元涨到100多元。那天他回家，脚步格外轻快，晚饭时不停给我们夹菜，眼角细纹里盛满笑意，嘴里反复念叨：“这下，娃儿们的学费不用愁了。”那个让孩子们读书跳出农门的愿望，一下子变得滚烫而清晰。
　　姐弟4人中，我虽排行老二，可父亲早早便把最深的期许寄托在我身上。他的目光像一束不肯熄灭的追光，我走到哪里，便跟到哪里。小学时，他上班我上学，我是踩着他影子的小跟班。初中住校，离家8公里，每周背3升米、3罐咸菜，便是一周的全部伙食。年少的我身形瘦小，十几斤的行李压得我步履蹒跚，单程要走3个多小时。父亲不忍心，总会帮我背起米袋送我一程，顺便到学校去了解我的学习情况。但凡成绩没考好，等待我的便是一场几小时的谈话。他坐在对面，声音不高，却句句砸在我心上。我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每一分钟都煎熬。可一抬头，瞥见他鬓角早生的霜白，又有一股酸楚漫上来——他是怕我重复他的遗憾。于是我在心底默默笃定：一定要好好读书。
　　初三开始月考，成绩张榜公布。张榜那天，父亲必定准时到校，仰着头在那密密麻麻的名字里寻找我的名字。只有看到我稳居榜首，他才会长出一口气，转身离开时，步子轻快得像个得了糖的孩子。我躲在人群里偷看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考第一，不止是为了我自己，还是为了能看到他满心慰藉的笑容。如今5月已过，那个仰头寻找我名字的身影，成了我梦里最疼的画面。院子里的栀子花香一阵阵飘进来，我却再也等不到那个推门而入的人。
　　中考越近，我越紧张，整夜失眠，唯恐辜负父亲满心的期许。父亲着急地带我去医院，医生诊断为神经衰弱，叮嘱我要多休息。于是，每天傍晚，父亲下班便赶到学校，陪我在田埂上散步，轻声讲自己年轻时学漆的故事，说凡事尽力就好。那宽厚温和的声音，像一只手，慢慢抚平了我心底的焦躁与忐忑。
　　中考在7月中旬，骄阳似火，酷暑难耐。父亲担心我住校状态不好，每天骑自行车赶往20公里外的考场看我。每场结束，他都递上凉白开和毛巾，眉眼间满是牵挂与紧张。最后一场考完，我挤出人群，四处张望，却始终没看见那辆老旧的自行车和那张黝黑而熟悉的面孔。那一刻，有种说不清的失落。随后我搭乘学校租借的拖拉机回家，从母亲口中才得知：天气炎热，父亲坚持骑车来看我，半路中了暑，又犯了肠炎，正躺在医院里打吊针。我冲进镇卫生院，看见他苍白着脸，手背上扎着针。见我赶来，他仍强撑着挤出笑容，轻声问询：“考场热吧？我没事。”那一瞬间，我握着他滚烫的手，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原来，他强忍不适，只为护我一程。
　　最终，我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中专。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家里家外摆了好几桌，还请了放映师傅上门放电影。那晚父亲特别开心，端着酒杯逢人就碰，话多得说不完。电影机架起来，光与影在幕布上流转，他却伏在桌上沉沉睡去，鼾声里还带着笑。我坐在他身边，月光照着他花白的头发，心里又甜又酸。后来妹妹和弟弟考学，宴请和露天电影成了标配。那几年，父亲逢人就讲，他都是沾孩子的光，才有机会去往合肥、南京开阔眼界，言语间满是骄傲。母亲悄悄告诉我，他把那几张车票像宝贝一样收着。我听了，眼眶一热——这个为儿女倾尽半生的男人，所求甚少，极易满足。
　　父亲这一生，始终将守护、成全儿女当作最重要的事。我远赴合肥参加考试、女儿意外早产，彻底打乱了他安稳的退休生活。他草草了结了手头的事，把提前准备的芝麻粉、米粉、婴儿被，还有母亲养的鸡，一股脑搬上客车，那鸡笼是特地请人做的。我无从知晓，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一路上是如何恳请司机通融。当他们满身尘土、提着大包小包出现在医院走廊时，我再也没忍住，扑上去抱住他们，泪水汹涌。那一刻，我发现父亲真的老了，可他护佑儿女的韧劲与执念，依旧炽热、未曾消减。
　　去年年底，父亲查出重病，去上海做手术。我们几个子女都守在手术室外，每一秒都被拉得无比漫长。透过那扇紧闭的门，我仿佛回望了他坎坷半生：一生吃苦受累，从未轻言疲惫，倾尽所有温暖家人。术后休养的那些日子，大家轮流陪伴，我常常握着他枯瘦的手，想把一生的温度都传给他。那段时光，每一寸光阴都被我们细细数着。他清醒时，轻声嘱咐我们好好工作，在一个暮春的黄昏忽然叹了一句：“这辈子，值了。”我背过身，强忍泪水，不敢让哭声惊扰他。
　　5月末，父亲安静地走了，像一片落叶，悄然归于泥土。他给了我们尽孝的机会，而我们再也不忍心让病痛继续折磨他了。送他走的那天，他的学生们纷纷赶来。一位学生当天从北京赶到灵堂，在遗像前深深鞠躬，又红着眼眶匆匆返程。他说：“父亲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看着那个匆忙的背影，我忽然明白，父亲留下的，何止我们几个子女。他早已把生命的根须，深深扎进了一茬茬学生的心里。
　　这些天，我常常无意识地走进他住过的房间。藤椅还在，二胡静默在墙角，空气里仿佛还浮着某种温热的气息，像他刚从椅子上起身，去院里收衣服了。我总有一种错觉，觉得他还会推门进来，笑着问我吃了没有。可回过神，只剩大片大片的空寂，和窗外一声高过一声的蝉鸣。敬爱的父亲，感谢您竭尽所能，陪我走过那段最泥泞也最温暖的路。如今不得不挥手道别，可我知道，您从未离开——山高水长，您就活在我的血脉里，活在我每一次呼吸之间。（作者单位：安徽铜陵电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