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时，家里的日子过得格外拮据。父亲是煤矿工人，每天迎着熹微的晨光出门，踏着满天星斗回家，一身洗得发白的工装裤上，永远沾着洗不掉的煤渍。母亲守着家里的几亩薄田，操持着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日子像父亲矿上拉煤的轱辘，沉重而缓慢地转动着。
　　那时候，母亲没有像样的针线盒。她的剪刀、顶针、各色棉线，还有纳鞋底用的锥子，都塞在一个蓝色布袋里。布袋上印着几簇小碎花，是母亲出嫁时外婆亲手缝的，边角已经磨得发毛。她把布袋挂在炕头的钉子上，每次都叮嘱我们兄弟俩：“别乱翻，剪刀尖着呢。”
　　母亲的日子被农活和针线活填得满满当当。白天在地里侍弄庄稼，汗水湿透了衣衫；傍晚收工回来，草草扒几口饭，就坐在昏黄的电灯下，从墙上取下布袋。她动作轻柔，生怕里面的剪刀刺破布袋。灯光落在她的手上，那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却格外灵巧。借着灯光，她先把我们磨破袖口、绽了裤脚的衣服缝补好，补丁摞着补丁，针脚却细密平整，看着就暖和。缝完衣服，她又开始纳鞋底、缝鞋面。黑色的条绒布，配上一圈雪白的包边，在母亲手里慢慢变成一双双结实的布鞋。父亲最费鞋，下井穿的胶鞋磨破了底子，母亲就用麻绳纳出厚厚的千层底，让他换上，说：“矿上石头多，厚底子护脚。”
　　母亲总羡慕别人家有针线盒。她带着还上小学的我去邻居家串门，看到谁家婶子有个方正的纸盒子，把针线拾掇得整整齐齐，眼睛里就会泛起亮光。她会凑过去，摸一摸盒子的边角，问人家：“这盒子真好，哪儿寻来的？”回来的路上，她小声念叨：“要是有个巴掌大的硬纸盒，就能把针线都装起来，省得乱糟糟的。”那时候，矿上的家属们大多和母亲一样，日子过得精打细算，能买得起现成鞋子的人家寥寥无几，我们兄弟俩脚上的鞋，全是母亲一针一线做出来的。
　　终于有一天，母亲从矿办公楼东侧的废品站捡回一个旧纸盒。盒子没有盖子，却是硬纸板做的，结实得很。母亲捧着纸盒，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她从大木箱里翻出父亲在矿上领的旧笔记本，里面夹着她攒下的各色鞋样，有父亲的大码鞋样，也有我们兄弟俩的小鞋样。她把笔记本小心地放在纸盒底部，又取下墙上的布袋，把锥子、剪刀、一团团棉线，还有父亲从矿上带回来的细麻绳，一样一样规整地摆进去，最后盖上一块红色的头巾，当作盒盖。
　　上中学后，我住校了，母亲的针线活也跟着“搬”到了学校。每次回家，她都会仔细检查我的衣物，袖口松了就缝紧，扣子掉了就重新钉上。临走时，她总会在我的背包里塞几双新纳的鞋垫，绣着简单的花纹，吸汗又透气。有一次，我不小心把校服划了一道大口子，自己试着缝了几针，针脚歪歪扭扭。母亲看到后，没说什么，只是戴上顶针，坐在窗边重新缝补。阳光透过窗棂落在她的身上，鬓角的白发闪着细碎的光，她缝得很慢，每一针都格外认真，仿佛在缝补一件稀世珍宝。“做事要用心，就像缝衣服，针脚整齐了才好看，日子过细了才舒心。”母亲的话，伴着针线的起落，深深印在我心里。
　　工作后，我在市里安了家，回家的次数渐渐少了。母亲的针线盒也换了新的，是我给她带回去的月饼铁盒，金灿灿的，很是好看。她依旧保持着做针线的习惯，只是不再给我们做布鞋，转而缝补一些旧衣物，或是给家里的抱枕缝个花边。每次打电话，她总会问：“衣服够穿吗？有没有破的？回来我给你缝。”我总说市里什么都能买到，破了就扔了，可母亲依旧坚持：“缝缝补补又能穿，过日子要懂得节俭。”
　　有一年带薪休假回家，我发现母亲的眼睛不如从前好使了，穿针引线总要费好大劲。她拿着针在头发上蹭了蹭，眯着眼睛尝试了好几次，都没能把线穿进去。我接过针线，帮她穿好，看着她布满皱纹的手，心里一阵酸楚。母亲拿起针线，开始给我的毛衣钉扣子，那是我不小心扯掉的。她的动作有些迟缓，针脚也不如从前整齐。“老了，眼睛花了，手也不听使唤了。”她笑着说，语气里带着些许无奈，可眼神却依旧温柔。
　　日子确实好了，母亲却一天天老去。她依旧不肯闲着，地里的庄稼侍弄得一丝不苟，家里的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只是她的脚步慢了，眼神里多了些踏实和欣慰。偶尔我回家，还能看到她坐在窗台上，摩挲着那个金灿灿的铁盒子，里面的针线早已落了灰。
　　“现在都不穿布鞋了，这些物件，都用不上了。”她喃喃地说，语气里有怅惘，也有满足。
　　去年冬天，我没能回老家过年。站在单位办公楼的窗前，望着老家的方向。恍惚间，看见母亲正坐在炕头，打开那个金灿灿的针线盒，拿出针线，一针一线地缝着布鞋。昏黄的灯光映着她的白发，也映着她嘴角的笑意。
　　我想起母亲说过的那句话：“我要是没有针线盒，你们爷仨冬天连一双新鞋都穿不上。”
　　窗外的万家灯火，渐渐模糊在泪光里。原来，母亲的针线盒里，装的从来不是针线，而是沉甸甸的爱，是撑起一个家的，最温柔的力量。（作者单位：平庄煤业元宝山露天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