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惚间，时光便倒流了。这院子，还是那院子，可里面的光景，却像两张叠在一处的底片，一张泛着毛边，热闹得近乎喧嚣；一张明净簇新，安详得教人心静。
　　我的年，是粘在父亲自行车的横梁上，一路颠簸回来的。那时候，院门总是最大地敞着，门槛几乎要被来来往往的脚磨平。父亲和叔叔们在院子里杀猪，那口滚烫的大铁锅白汽蒸腾，猪的嘶叫锐利地划破腊月的寒空，空气里弥漫着生铁、热水和牲畜独有的腥气。母亲和婶娘们，在厢房里围着巨大的面盆，手在雪白的面团里起落翻飞，一笼屉一笼屉的枣山、花馍便列着队，被请进雾气迷蒙的大灶间。而我们这些孩子，穿着臃肿的棉袄，口袋里塞满拆散的小鞭炮，在人群的缝隙里尖叫、追逐，将炸响的炮仗扔进鸡窝，惹得鸡们一阵扑腾与大人的责骂。夜晚，昏黄的灯泡下，挤着一屋子人，男人们抽着呛人的旱烟，筹划着谁家年后要盖房；女人们拉着家常，手里的针线在鞋底上发出“哧啦”的声响。守岁是要真守的，困得头一点一点，也要硬撑着，等那碗热腾腾的扁食（饺子）端上来，仿佛少吃一个，来年的福气便要缺了一角。那时的年味，是浓烈的、闹腾的，带着一种近乎拼尽全力的热情，像灶膛里熊熊燃烧的柴火，红火、旺盛，却也缭绕着生存的烟尘。
　　如今，我静静地立在院中，看着眼前的一切。杀猪的喧嚣早已远去，猪圈空了，成了堆放整齐农具的所在。年货是现成的，精致地装在超市的礼盒里，少了那份亲手制作的郑重与泥土气。灶糖还在熬，只是母亲守着小小的火炉，用一把小铜勺慢慢地搅，那甜香便一丝丝地，均匀地散在空气里，再没有因手忙脚乱而产生的焦糊味。父亲正弯着腰，和我的儿子一起，往廊檐下挂一对新买的红灯笼。他教孩子如何把穗子理顺，如何将灯笼摆得端正。孩子的脸蛋红扑扑的，眼神专注，那是属于他的、另一种郑重。
　　母亲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件我的旧毛衣，念叨着要拆了，给我儿子织一条新围巾。“现在的毛线，总不及从前的暖和。”她笑着说。夕阳的光，恰好落在她花白的鬓角上，染上一层柔和的金。父亲挂好了灯笼，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眯着眼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过来，和我并肩站着。他没有说话，只是望着那对红灯笼，望着灯笼下嬉笑的娃儿，嘴角有细细的笑纹，像被这夕阳熨开的一般。
　　这一刻，院子里真静啊。静得能听见晚风拂过枣树枝的微响，能听见远处隐约传来别人家电视里喜庆的歌声。那曾经震耳欲聋的喧嚣，那让人疲于奔命的热闹，都像潮水一样退去了，露出生活温润、坚实的底子。这平淡，不是寡淡，是粥熬到火候后的糯甜；这和煦，不是冷清，是酒沉淀去杂质的醇厚。年味，仿佛从外间的锣鼓喧天，内化成了屋里一盏灯、碗里一餐饭、手心里一点温度。
　　夜幕终于温柔地垂落下来，天空变成一块深蓝的丝绒，上面钉着几颗疏朗的星。儿子跑过来，拉着我的手，指着那对红灯笼：“爸爸，看，我们的家，在发光呢。”我俯身将他抱起。是啊，在发光。这光，不像焰火那样夺目，却恒久、温暖，足以照亮脚下的小径，也足以点燃我们对明日悠长的、明亮的憧憬。
　　小院春归晚，年味静中浓。这浓，是酿在时光里的，愈久、愈深、愈教人懂得，何为珍惜。（作者单位：铁路装备榆林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