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秋风刚起，我就想起父亲。
　　那天，鸡还没叫，屋里黑得只能看见窗棂的轮廓。父亲已经坐在床边穿鞋，千层底的布鞋蹭着地面，发出沙沙的轻响。他穿的是母亲补过的蓝布衫，肩头的补丁叠了两层，针脚又粗又密，摸上去硬邦邦的，却透着结实。镰刀昨晚就磨好了，挂在门后木钩上，刃口在昏暗中亮着一道细缝。他取下刀，用拇指肚轻轻刮过刃口，听见“嗡”的一声轻颤，便满意地点点头，往腰间一别。
　　稻子熟了，父亲站在田头，手叉在腰上，看了好一会儿，脸上露出一丝笑意。那笑很淡，就像田埂边的马兰花，不显眼，却透着实在的欢喜。他弯下腰，左手稳稳抓住一把稻秆，右手的镰刀贴着地面轻轻一拉，稻子就齐刷刷离了根。割下的稻子被他码成一小堆，像给田里扣了顶圆滚滚的小帽。他一路割、一路码，到天大亮时，金黄的稻田里已排出一列整齐的“帽子”，在晨光里闪着光。
　　拉回院子的稻谷要晒。先把塑料布在空地上铺平，用四块大石头压住四角，再抄起木锨，哗啦哗啦地把稻子摊成薄薄一层。太阳最毒辣的中午，父亲戴着草帽来回翻晒，影子被太阳压得短，像只忙忙碌碌的蚂蚁。翻完一趟，他就蹲下来，抓一把稻粒在掌心揉搓，眯着眼看看谷壳里的米粒，再扬回布上，动作慢悠悠的，却一点不含糊。傍晚要是起风，他就赶紧拢稻子，把塑料布的四角往中间折，再压上石头。有天夜里果真起了大风，我被惊醒，推门看见父亲只穿件单衣，蹲在谷堆旁，双手死死按住布角，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糟糟，可他愣是没让风掀动半分。
　　果园的果子秋分后最甜。苹果红得发亮，把树枝压得快贴到地面；梨皮上蒙着层白霜，得用粗布擦了才见黄澄澄的底色。父亲搬来的梯子，横档上的凹槽被磨得发亮，他往上爬时，梯子就“吱呀吱呀”响，像个喘气的老人。摘果时，他先用指尖轻轻捏一下果子，确定熟透了才慢慢拧下来，生怕扯掉果把。有一次，梯子腿陷进泥里摇晃了一下，他赶忙用胳膊肘夹紧篮子，脚在梯子上用力蹬了两下，这才稳住。下来时，我看见他手腕划了道口子，血珠顺着指缝滚成线，他随手从裤腰上扯块旧布缠住，又爬上去继续说道：“这几个再不摘，就让夜猫子叼了。”
　　剪枝时，他扛着大铁剪在果园里转，看准长得太密的枝条，抬手就是一剪，“咔嚓”一声，枝条就落了地。剪下的枝桠被他堆在树根旁，晒干了能当柴烧。施肥只用自家沤的土肥，一锹一锹埋到树根周围，再用脚一点点踏实，嘴里念叨着：“这样劲儿长，树不伤。”我问他树真能懂人的心思？他就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你对它好，它就给你结甜果，跟种地一个道理。”
　　待天黑透了，父亲洗完手坐在院里的石凳上，装一锅旱烟，火柴“嚓”地一闪，瞬间照亮他脸上的沟沟坎坎。烟锅里的火星忽明忽暗，他说起刚分田那年，地里的土是沙瓤的，种啥都长不好，粮食总不够吃。他就天不亮去拾粪，把别家扔掉的瓜皮菜叶子都往地里埋，冬天土冻得裂口子，他拿铁锨一锨锨翻，手冻裂的口子渗着血，用雪搓搓接着干。“那时候就想着，你们姐弟俩能吃上白面馒头，能背着书包上学，就不觉得苦。”他说这话时，烟圈慢慢飘上去，和天上的星星混在一起。
　　考上大学那年秋天，父亲送我去县城车站。帆布包被行李撑得像个圆鼓鼓的猪肚子，他扛在肩上，胳膊上还挎着个装着煮鸡蛋的网兜。走到车站广场，他把包往地上一放，蹲在那儿喘了好一会儿。车开前，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个蓝布包，一层层揭开，里面是叠得方方正正的零钱。“省着花，不够就写信说。”父亲把钱塞给我，粗糙的手在我肩膀上拍了两下，拍得我有点疼，心里却热乎乎的。火车动了，我看见他站在月台，手举得老高老高，像根忘了收的玉米秆，就那么一直站着，直到变成个小黑点。
　　如今我在城里，一到秋天闻见桂花香，就想起父亲在田里弯腰的样子。去年国庆回去，他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还在果园里剪枝。我接过他手里的剪子，他就退到一边，嘴里不停念叨：“左边那根，对，再短点。”太阳落山时，他蹲在树根下抽烟，看着我修剪过的树枝，忽然笑了，露出没剩几颗牙的嘴：“能行，比我强。”
　　父亲的秋天，就是他的一辈子：春天把种子埋进土里，夏天顶着日头除草，秋天弯着腰收获，冬天坐在炕头盘算来年的活计。他没说过什么大道理，却用一双手把日子刨得实实在在。现在每次遇到难事儿，我就想起他那句话：“庄稼不哄人，你下多少力，就给你多少回报。”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风又起了，窗外的树叶沙沙响，像极了老家稻田里的声音。我知道，父亲一定又在田里了，那个弯着腰的背影，永远都在秋天里等我。（作者单位：平庄煤业锡林河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