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记忆深处，小时候的生活里，“借”字如影随形。那是个缺衣少食的艰苦岁月，家家户户都在生活的边缘艰难维持，邻里间相互借物应急，成了再寻常不过的生活图景。
　　记得我8岁那年夏天，舅姥爷前来探望奶奶。临近中午，在地里劳作的娘匆忙赶回家。一进门看到来客，简单寒暄几句，便奔向自家菜园割了把鲜嫩的韭菜，随后快步走向前街邻居李婆婆家。
　　洗菜时，李婆婆双手端着用晒干葫芦精心制成的面瓢，笑意盈盈地走进来，说道：“今儿天真不错！来客啦？真巧，我给您家老人和孩子送几个鸡蛋……”奶奶和娘赶忙迎上去，接过鸡蛋，嘴里不住地道谢。其实我心里明白，娘前一天刚把攒下的鸡蛋卖了，给在外求学的叔叔凑生活费，家里没了鸡蛋招待客人，这才向李婆婆借的。
　　那天中午，娘做了一盘韭菜炒鸡蛋，一盘油炸粉条。金黄色的鸡蛋裹着油珠，与翠绿的韭菜相互映衬，光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我一边给娘烧火，一边眼巴巴地盯着锅里，那香味直往鼻子里钻。两盘菜端上桌，奶奶和爹陪着舅姥爷在炕上吃饭——在那时，招呼客人上炕吃饭可是最高的礼数。我和娘在当门饭桌边吃，娘用小碗给我盛了一点锅底剩下的韭菜炒鸡蛋和松软的粉条。我狼吞虎咽地吃完，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碗，这才发现娘一口都没吃。她忙活了一中午，却把美味都留给了我们。
　　小时候，村里孩子借东西的趣事也不少。我上小学时，学校开运动会，我没有合适的鞋子，就借了表叔的运动鞋。那是我第一次穿新买的鞋，穿上后大小正合适。满心欢喜地左看右看，还穿着它在路上走了走，鞋子轻便又合脚，别提多舒服了。我多希望这双鞋是自己的，可运动会结束后，还是得还回去。
　　那时候，借的不只是穿的、吃的，用的东西也常借。家里来亲戚，临吃饭前，大人就会催促孩子们去四邻借盘子、碗、筷、酒壶、酒盅，还有板凳。要是实在凑不出四碟子菜，还得向邻居要半碗酱或者盐豆子。要是亲戚当天不走，还得向住房宽敞些的邻里借床、借被，借地方住。街坊邻居间借米、面、油、盐更是家常便饭，有时走亲戚没新衣服穿，手头又没钱买，就临时向村里邻居借着穿。
　　奶奶常念叨：“好过的年，难过的春，过了年就愁长长的春，春天只种不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挨饿的年代。听奶奶说，那时人人脸色不佳，浑身乏力，爷爷靠吃树叶子充饥，甚至因此得了水肿病。到了七十年代，除了过年过节，平日里谁家也没什么稀罕好吃的。家家户户都是大咸菜缸和酱坛子，玉米饼子、咸菜和酱，是饭桌上的常客。亲戚来了，家里没白面，又赶不上集，手头还没零钱，当家做饭的女人就只能去村里富裕些的人家借点白面、鸡蛋或者腌肉，东拼西凑地做顿好饭招待客人。
　　农村家庭冬天主要吃白菜、萝卜，夏天则以韭菜、芹菜为主。而且也不是每顿饭都炒菜，因为油要省着用。普通农民家里哪有冰柜冰箱？除了留点儿口粮，根本没什么多余的东西需要储藏保鲜。
　　要是走亲戚或者男女青年相亲，需要借的东西就更多了。中年妇女会借条顶头手巾，借件丝光蓝褂子、青色裤子和鞋袜；年轻女子一般借条红方巾。结婚前，男方为了让女方觉得自家过得殷实，向邻里借的东西多得惊人：借囤子（装粮食的器具）装粮食，借茶盘、茶具、热水瓶、瓷盆、手巾、洋胰子（肥皂）、八仙桌、桌布、蚊帐、被单子……有些好面子的家庭，甚至把邻居家的自行车、缝纫机和十四寸黑白电视机也搬到自家堂屋显眼的地方。
　　干活借农具、工具，生活里借米、面、油、盐、酱、醋、柴，更是普遍。田间耪豆子借锄，砍高粱借镢头，赶集借箢子，晾晒芋干、棉花借箔和软床，纳鞋裁衣借针头线脑、木顶子、鞋样、鞋楦和尺棒子，割麦、割豆借镰刀、扫帚、扬场锨，整地挖土借铁锨、抓钩，推面借磨、箩（一种筛面等用的器具）、牲口，运粮拉土、送人接人借抬筐、平车、自行车。有时候做饭突然发现没盐了，就让孩子拿个茶盅去邻居家借。邻居装满一茶盅盐，还会用手沿盅口抹平。还的时候，绝对要比借的量多。家里想吃烙馍，没有鏊子得借；想吃蒜糜子，没有蒜臼子得借；想吃辣椒糊，没有小砂盆得借……真的，在那穷苦日子里，要是没了邻里的帮助，日子都不知道该怎么过。
　　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如芝麻开花节节高。过去邻里互借东西的现象，几乎消失殆尽。农户大都垒起高墙大院，安上铁门，大家各忙各的，很少来往。城市居民住在高楼大厦里，即便是同一个单元，甚至门对门，都可能互不相识。进了家门一关，互不来往，更别说互借东西了。
　　过去日子穷，邻里之间互相帮衬，虽说生活艰苦，却也充满乐趣；现在生活富裕了，邻里却没了来往，总让人觉得生活里缺了点什么，心里空落落的，透着寂寞与无聊。时代在变，生活越来越好，可那些邻里间互帮互助的温暖回忆，永远刻在我心里，难以忘怀。

（作者单位：平庄煤业风水沟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