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应该是1980年左右的事。
　　那时，农村实行承包制大概有两年了，挨饿的问题基本解决，条件稍好一点的家庭开始筹划更美好的生活。有一天，父亲串门回来，向家人宣布：“我家今年计划买一台收音机！”
　　在农村，收音机可是奢侈品！
　　当时家里连个钟表都没有。但各家墙上都装上了戏匣子——村里统一安装的，它像一个灰色的盘子高高挂在北墙上。在意的人家出钱做个开敞的木盒，把这个灰盘子（喇叭）嵌进去扣在墙上，正面只露出圆形的喇叭，就上了一个档次，兼具装饰品的效果了。我家没做这种盒子，就在墙上楔了个钉子挂着。戏匣子不能个人控制，播什么听什么，主要是播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早晚各播一次，每次不超过半小时。
　　那时我已上小学四年级，站在椅子上踮着脚尖可以够着。翻过来看，紧贴着喇叭背面有五个扇形开口，往里面摸，有一层软软的像布一样的东西，中空附在喇叭内壁一侧，喇叭的正后方，突出着一个包着磁铁的线圈。
　　千万别小看这个戏匣子！按照公社的说法，美好生活的前景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自来水、喇叭！”可见戏匣子在农村的地位。
　　这个戏匣子充当了我上学的闹钟。每天早上，戏匣子就响起来，在新闻之前，有个“每周一歌”。那么多唤醒我的歌里，我只记住《雁南飞》：
　　雁南飞 雁南飞
　　雁叫声声心欲碎
　　不等今日去
　　已盼春来归 已盼春来归
　　今日去 愿为春来归
　　盼归
　　莫把心揉碎
　　莫把心揉碎 且等春来归
　　女声纯净深情，带着伤感又坚忍的希望。唱完一遍后是播音员的赏析，二者交替重叠，更有感染力。
　　伴着“每周一歌”的音乐，奶奶在炉子前引火做饭，一遍遍唤我：“醒一醒，起床咧！”“棉袄棉裤烤热乎了，快点，一会儿又凉了！”奶奶的声音总是那么温柔，那么有耐心。木格子窗透进晨光，八仙桌上煤油灯摇曳，奶奶忙进忙出的身影至今让我印象深刻。屋后邻居家大槐树上，灰喜鹊和黑卷尾叽叽喳喳，不把我吵醒它们是不会消停下来的。直到奶奶舀上半勺猪油泡好煎饼，才把我从热被窝中哄出来。这时候，十几分钟的“每周一歌”早就播完了，新闻也播了大半。戏匣子陪伴了我整个小学，就是我的起床铃。
　　听说父亲要买气派的大收音机，十二岁的我高兴得蹦了起来！当时，村子里买收音机的还很少，刘兰芳的《岳飞传》正热播，大人孩子都着了迷似地追着听。邻居有个三爷爷，是个光棍，他买了一个便携收音机，天天在院子里听《岳飞传》。虽然三爷爷也喜欢邻居孩子去听，但往往放学后只赶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馋得一群娃娃们像池塘里的青蛙，哇啦哇啦乱叫。现在我家也要买收音机了，比三爷爷家的还高级，作为一个评书迷，能不一蹦三尺高吗？
　　其实那时已知道有电视了，公社和个别富一点的大队已陆续买来，信号好时，村民围在院子看黑白影像，直到屏幕满是雪花。每逢星期天傍晚，我们几个男孩就背着家人，相约着偷偷到公社大院去，到公社驻地的大队部去，像探子似的找有荧光的窗户，软磨硬泡地看。
　　唉，还是高兴早了，买收音机的提议本来属于突发奇想，过程更是一波三折，好事多磨。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那时乍暖还寒，青黄不接的日子没了，乡亲们心气活泛起来。父亲和几个发小聚在一起喝地瓜干散酒，烟雾缭绕中，你一言我一语畅想起好日子。以前吃不饱饭时，谁有心思琢磨添置物件？如今缸里有了余粮，终于有了想往别处拾掇的念头。
　　他们如何商议的细节我早已记不清，但那个被酒气和希望烘暖的午后，却像被戏匣子的声波定了格：
　　阳光从敞开的木门斜切进堂屋，照得浮尘亮晶晶的。几杆旱烟袋腾起的烟雾穿过光束，青一阵白一阵，浮在几张泛红的脸前。他们拍着沾着泥星的膝盖，说小麦灌浆该浇第几遍水，说二小子该送学堂识几个字，说西厢房的椽子该换了，说着说着，目光就落在墙上灰扑扑的戏匣子上——
　　突然，戏匣子响了，播的是午间新闻。一个汉子敲敲烟袋锅：“这劳什子装了两年，除了早晚那点动静，跟个哑巴似的。孩子们想听《岳飞传》得去找三爷爷，赶上放学去听，总卡在下回分解上。”另一个接话：“要是自家有台收音机，想听啥听啥，摆着也气派！”大家笑一笑，觉得不现实，一时沉默。
　　这时，父亲眼睛一亮，“我有个办法！”他是村里仅有的两个大学生之一，在二十里外的高中当老师，发小们都敬重他。此刻四双眼睛盯着他，满是期待。
　　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有钱也难买东西，何况大家手头紧。父亲说出了他的想法：他和学校驻地供销社的人比较熟，一下子买5台收音机是不可能的，但一个月买出一台来还是不成问题的。要买就买名牌，现在供销社有红灯牌收音机，上海货，木盒子，玻璃面，红色指针，还有丝绒装饰，高档得很！关键是电台多，有四五个呢，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
　　“一台要不少钱吧？”一个兄弟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我打听过，这个牌子的要二十三块五。”
　　“贵了点！”四个兄弟几乎是异口同声。
　　希望的火星马上要熄灭了，父亲一句话又重新点燃起了他们的希望，“一家买确实负担重了些，我的想法是咱‘约个会’，搭伙买收音机！”
　　父亲介绍了具体的办法：一家买负担重，咱五家‘约会’——每月五号每家凑五元，轮着买，五个月轮一圈，过年就能听上！”五双大手击掌定下顺序，购买的事自然由父亲包了。商议完毕，大家都兴奋地赶回家向家人宣布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那么，结局如何呢？春节后，家家按时交钱，只有当会计的殿龙叔家买上了收音机，其余四家凑的钱都补了家用。父亲无奈叹气：拖家带口，吃饭穿衣才是头等大事啊！
　　遗憾是难免的。买收音机的故事至今萦绕在我的记忆里，多次当作忆苦思甜的笑谈。前几天，汪汶洋的一篇《约会》重新勾起了我回忆，禁不住感慨万千。我们六零后这代人，真是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吃过苦，受过穷，现在不再为物质生活发愁了。想想童年时的经历，真像一部串了台的老收音机，有寒有暖，有贫穷也有希望，虽然时不时混着一些无可奈何的杂音，但亲人长长短短的呼唤就像血液中流淌的歌谣永不消逝，父辈们追求幸福的脚步传递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往事可以重温，历史不能忘记。我们可以吐槽成长起点的窘迫，却不可怨尤父辈滴汗成米的坚忍；我们可以自嘲土生土长餐风饮露的贫穷，却不可亵渎父辈向光而行的勇气。
　　这场收音机的“约会”，发生在改革开放前夕，是农村脱离贫困、走向温饱时，父老乡亲追求精神生活的一次尝试。直到现在，想起它，仍有说不尽的感慨与敬意。（作者单位：山东石横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