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丽江古城新华街的一座纳西族老宅前，我久久驻足。“红军长征过丽江指挥部纪念馆”——红色匾额上的金色大字，将我的思绪带回1936年4月的那段峥嵘岁月。贺龙、任弼时……一位位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仿佛正从老宅前的小路蜿蜒而上，一位纳西族老者将他们迎进了宅院。
　　走进纪念馆，我仿佛看到贺龙与那位老者正在亲切交谈，一座雕像定格了九十年前的瞬间。老者叫和庚吉，是丽江纳西族最后一位进士，德高望重。红军到达丽江县城之前，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百姓人心惶惶，许多人逃离了家园。正是和庚吉站出来，根据自己多年来对时局国事的了解，反复告诉大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正义的政党，有自己的纲领，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关心劳苦群众的部队，不会乱杀人，我们应该欢迎才是。在和庚吉的倡议与带动下，丽江百姓用最隆重的礼节仪式，在玉龙锁脉寺和东元桥头摆上香案、献上供品，手持写着“欢迎义军”字样的彩旗迎接红军。这般热烈的场景，深深感染了长途跋涉的红军。时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团长的黄新廷曾深情回忆：“我们前卫部队到达丽江时，丽江数百名群众代表在城南东元桥‘接官亭’欢迎红军……这是部队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后，在新区第一次见到这样鱼水交融、军民团结的盛大场面。”
　　而和庚吉，更是将这座宅第腾出来，用作红二军团指挥部。
　　在展厅内，有一幅巨大的红军长征路线图。那些读来熟悉的地名——桑植、黔东、石阡、盘县、富民、鹤庆，被红二、六军团的足迹串联成一条蜿蜒的征程，指向了滇西北的丽江。讲解员的声音从远处传来：“1936年4月24日，红二军团先头部队进入丽江古城……”红军进城时，一位纳西族大娘挑着一桶水，在路边招呼红军战士解渴。战士们喝完水，给大娘留下几个银毫子。红军进入县衙，打开监狱大门，释放了48名被关押的劳苦群众，又请来铁匠，为7名戴着脚镣的难友卸下镣铐，带他们理发修面，还把从官僚、土豪劣绅家没收的衣服和钱财分发给贫苦百姓。
　　从4月24日红军踏入丽江古城，到28日大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前后不过五天四夜。停留虽然短暂，但留下的爱民故事却数不胜数。红军住在年新民家时，见他家缺衣少食，晚上睡觉只盖一床粗糙的破羊毛毡，便在他入睡后，给他盖了一床棉被和一床棉毯。在一盏马灯前，讲解员讲述了一段故事：“当时住在李瑞泉家的红军与李家人结下浓厚情谊，红军战士开拔时，便将一盏马灯送给了他。红军的马灯在漫漫长夜中照出前路，也照见人心，李家人知道马灯的分量，一直精心保存，最终捐献给了云南省博物馆。”
　　生活在丽江的百姓，从红军身上感受到了胜似亲人的温暖，也同样用满腔热忱帮助红军。一幅板画讲述了纳西族青年桑乐天的事迹。被解救出牢房的桑乐天，到处请人为红军赶制军用品、制作船筏，还亲自为红军做向导，带领红军渡过金沙江，深入中甸。这段峥嵘岁月，桑乐天一生铭记。回首往事，他曾说：“不是我带红军的路，而是红军为我带了路。”朴实的话语，也是当年丽江百姓的共同心声。
　　桑乐天只是众多拥军百姓中的一位。得知红军抢渡金沙江前需要筹措粮草，百姓纷纷响应。很快，34个裁缝师傅带着17部缝纫机汇聚到一起，集中为红军昼夜赶制衣帽、粮袋。桑乐天曾向侄孙桑增光讲述过当时的情形，缝制军帽最难的是剪红五星，开始大家费尽心思，剪不出规则的形状，在红军战士的指导下才掌握了要领，将布提前折叠，一剪子就剪出好几个五角星。
　　行走在展厅中，展品“滇票”引起了我的注意，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只听讲解员娓娓道来：“红军到丽江时，手里还有不少云南地方货币‘滇票’，但渡过金沙江，进入藏区就不能在市面上使用。把剩下的‘滇票’兑换成银元，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当地商会知道后，把有兑换能力的商户都组织了起来，最终帮助红军兑换了一包包被封得严严实实的银元，足有两大簸箕。
　　从展厅返回天井，一抬头就能看到写有“退园”的匾额。当年和庚吉退出一切公职，以“退园”避世，但在红军到来时，饱经沧桑的他却挺身而出。想必他对共产党、对红军寄予了无限希望，而历史也没有让他失望。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85岁高龄的和庚吉挥笔写下一副对联：创前古未有之新中华，英雄时世；扩养生大同于遥远邑，衽席苍黎。
　　离开纪念馆，我走向了古城的中心——四方街。曾经，红军在这个广场上发动群众。如今，许多纳西族老人围成一圈欢快地舞蹈，并不断邀请近旁的游客加入。看着那越转越大的舞蹈圈子，似乎有“1936”的印记在流动，历史与现实有了交叠。那句“不是我带红军的路”，也伴着纳西族民乐，在这片土地上久久回响。
　　（作者单位：国华投资山东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