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书桌上，摆着一方砚台，几支毛笔，还有一幅未完成的山水画。墨迹半干，远山淡得快要消失在宣纸里，近处的松树却一笔一笔浓墨重彩，松针根根分明。她正对着窗外发呆，手里捏着笔，像握着锄头。
　　是的，母亲的手这辈子握过很多种东西。
　　四十多年前，她握的是锄头。天不亮就下地，露水打湿裤腿，一锄头一锄头翻土，种玉米、种小麦、种红薯。她从不抱怨地里的活重，只是说：“地不欺人，你下多少力气，它还你多少粮食。”这话她说了半辈子，后来又说给我听，只是把“粮食”换成了“本事”。
　　她三十多岁的时候，去镇上摆摊卖过袜子、毛巾、针头线脑。骑一辆自行车挎着一个铁筐，天还没亮就出门，冬天手指冻得开裂，夏天后背晒得起皮。有一回进的洗衣粉是假的，赔了不少钱。母亲没有哭，蹲在院子里把那批洗衣粉一袋一袋拆开倒掉，袋子留着，说：“还能卖个塑料袋钱。”第二天照常出摊，脸上看不出异样。
　　后来，村里有人搞养殖赚了钱，母亲心动了。她养过鸡、狐狸和兔子。母亲勤劳又聪慧，在养殖这件事上，她仿佛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从精心挑选种苗，到调配营养丰富的饲料，再到时刻关注动物的健康状况，每一个环节她都亲力亲为，一丝不苟。靠着这份执着与努力，母亲一直都在赚钱，从未亏过。她用养殖赚来的钱，供我和哥哥读书，让我们得以走出乡村，在城市里扎下了根。
　　我那时候小，不懂事。只觉得母亲身上总有股味道——鸡舍的味道、狐狸的膻味，还有饲料的味道。同学们不愿意靠近我，我也嫌弃她。有一次家长会，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褂子来了，袖口还磨了毛边。别的妈妈烫了头发，穿着皮鞋，母亲站在她们中间，像一株不小心长在花园里的玉米。我低着头不想看她，她也不生气，会后从兜里掏出一个橘子给我，还是温的。
　　日子是一天一天熬出来的，随着我和哥哥在城市里逐渐稳定，母亲也到了五十八岁的年纪。这一年，她来到了城市，和我们一起生活。可她是个闲不住的人，没过多久，就跟我说：“我想去上老年大学。”我以为她在开玩笑，可她真的报了名，学国画。
　　我很难想象一个拿了大半辈子锄头的手，怎么去握毛笔。第一节课回来，满手墨汁，画了一个圆圈——她说她想画南瓜。那个南瓜不像南瓜，倒像一块石头。她没有扔掉那张纸，贴在墙上，每天看、每天练。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学画画比谁都用心。老师示范画一朵牡丹，她盯着看，一遍一遍地看，回家路上在脑子里回放，到家了凭记忆画。画不像，第二天再去问。
　　六十七岁那年，母亲拿了一个业余国画全国一等奖。颁奖那天她非要穿正装，翻箱倒柜找出一件藏青色的外套，对着镜子反复抻衣角。她站在领奖台上，头发花白，腰板笔直，手里捧着证书，笑得像个小学生。
　　我看了她的作品——山水、花鸟、人物，都画得有模有样。尤其是她画的那幅《秋收图》，金黄的麦田，弯腰的农人，远处几间瓦房。别人画的是风景，她画的是生活经历。那麦田里每一株麦穗，都像是她亲手种过的；那农人弯下的腰，像极了她年轻时候的样子。
　　她永远在做事，永远在解决问题，永远不把时间花在抱怨上。地里的活做不成了，她去摆摊；摆摊不成了，她去养殖；养殖稳定了，她来城市；来到城市闲不住，她去画画。
　　到了画不动的那天，大概她还会找别的出路。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一辈子没有停下过脚步的人。她不像一个高高在上的榜样，更像一个指南针——不是告诉我该往哪走，而是让我知道，那个方向，她自己先走过。而且她知道，走下去，总会到。
　　窗台上的那幅山水还差几笔。母亲端起砚台，往宣纸上添了一抹青色。我看着她，觉得她本身就是一幅画，画的是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作者单位：山东寿光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