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箱的轮子在沥青路面上滚动，发出空洞的回响——太响了。我才惊觉，街道原来可以这样安静。港口还亮着零星的光。便利店门口，平时总蜷着的花猫不见了，或许躲进某个角落舔舐夜色，寻它的暖处去了。这座城市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人群，而我，第一次成为了这消失的一部分。
　　火车站的喧嚣则是寂静的反面。广场上，人们用行李划出各自的孤岛。一位穿蓝布袄的老爷子，正把鼓囊囊的蛇皮袋重新捆扎，粗糙的手指在尼龙绳上绕出复杂而牢固的结。他脚边露出半截熏得油亮的猪腿。旁边，年轻母亲用方言轻声哼唱，怀里婴儿的襁褓上，别着一枚崭新的、别针扣着的红绒花。没有广播的间隙里，无数种方言低低地、温热地交融，汇成一片嗡嗡的暖雾，升腾在清冷的空气里。我穿过这片暖雾，像一条鱼潜入陌生的、却让人安心的水域。
　　车厢里，混杂着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橘子皮、旧皮革与人体温热的复杂气息。我对面，中年男人脱了鞋，脚上是一双针脚密实的，手工纳的深蓝布袜。他注意到我的目光，有些赧然地把脚往里缩了缩，解释道：“老娘做的，非让穿上，说路上脚不冷。”他说完，我们相视笑了笑。那笑容会共鸣，仅仅因为“老娘”这个共同的、温暖的词。
　　“过了黄河，就快到家了。”斜对角的大爷忽然开口，像是对全车厢人宣布。没人觉得突兀。一个正用平板电脑看动画片的小男孩抬起头，脆生生地问：“爷爷，黄河是什么颜色的？”“黄的，”大爷笑了，眼角皱纹堆叠，“跟咱家的黄土一个色儿。”家的颜色。我心头一颤，看向窗外。是啊，这单调的、缺乏生气的灰黄，曾是我拼命想逃离的底色。如今隔着玻璃望它，却感到一种干爽的、坚实的亲切。它不像南方冬季那种无孔不入的湿冷，它的冷是坦荡的，是可以用一炉火、一碗热汤轻易抵御的。
　　广播报出我家乡车站的名字时，我的心跳猛地空了一拍。灯光是昏黄的，被北方的夜雾晕染开，照着稀稀拉拉接站的人影。我拖着箱子下车，冷冽的空气瞬间包裹上来，带着熟悉的、煤炭与尘土微尘的气息。我深深吸了一口，那气息冰凉地沉入肺底，却点燃了胸中一团暖烘烘的东西。
　　走在出站口，我一眼就看到了父亲。他站在最前排，踮着脚，脖子伸得老长，像一只专注的、等待归巢雏鸟的老鹤。他看见我了，挥动的胳膊有些僵硬，脸上的笑容在昏黄光线下，显得格外清晰。“冷不冷？”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同时手已经接过了我的箱子。“不冷。”我说。声音出来，竟有些哽咽。我们并肩走在回家的巷子里。行李箱的轮子在村里的石板路上，发出另一种声音——不再是空洞的回响，而是扎实的、咯噔咯噔的归音。两旁人家的门都贴着新对联，墨迹在灯光下乌黑发亮。空气里，隐约飘荡着炸油糕、炖肉的香气，它们从一扇扇窗扉后逸出，混合成一种无法仿制的、名为“年”的醇厚味道。快到家门口时，父亲停下，指了指前方：“你看。”我抬头望去，门楣上，两只崭新的红灯笼，在夜色里静静亮着，光晕温柔地笼罩着门前的一小片地面，像两只等候多时的、温暖的眼睛。
　　那光晕并不强烈，却仿佛一下子照透了五百公里旅途的尘埃与疲惫，直直地照进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就在那一刻，所有关于“年味是否淡去”的疑虑，所有城市生活赋予的疏离与倦意，都被这两盏灯笼的光芒悄然融化。我忽然明白，我们风尘仆仆穿越的，从来不是地理意义上的遥远。我们穿越的，是这一整年的喧嚣、疲惫与纷扰，最终抵达的，不过是门前这一小片被红灯照亮的、温馨的光地。而故乡，就是用这沉默的亮光，完整地、不言不语地，拥抱了你。

（作者单位：港口公司黄骅港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