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我国全民阅读事业迎来里程碑时刻。这一天，《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这项历经十余年政策引导的工作，就此迈入法治保障的新阶段。消息传来，议论不一。有人认为这是为书香社会筑牢制度根基，也有人心生疑惑，阅读本是个人自主选择，何必用法律来加持?
　　在不少人看来，读书如饮水，冷暖自知，是纯粹的精神活动，不该被制度约束。有人喜欢在深夜的台灯下阅读纸质书籍，有人习惯在通勤路上浏览电子文本，也有人只愿读些闲书解闷，这种多样性是阅读的魅力所在。若立法过度干预，是否会消解阅读的自发性，让阅读变味成某种“强制性任务”？
　　可换个视角看，阅读的私人属性背后，其实存在不少在公共社会层面需要破解的难题。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但并非人人都有开卷的便利。“打开一本书”，前提是有书可开、有好书可开、有好书方便开。在广大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公共阅读场所有待完善，农技手册、儿童绘本等实用读物不够丰富，还有书籍陈旧、品类单一等问题。
　　城市里的阅读资源分配也存在不平衡现象，公益书屋对老旧小区覆盖不足，居民往往要跨越好几个街区才能找到一处阅读空间，老年人、视障人士等特殊群体，也因适老化改造不足、辅助阅读设备缺失，产生一定阅读障碍。
　　还有些地方，读书月活动时热闹非凡，活动落幕便归于沉寂，而部分地区的阅读设施建起来了，却因后续运维经费不足、管理缺位，成为摆设。这些难题，不是仅凭个人努力就能解决的，需要制度层面的刚性支撑。
　　法治手段的核心力量，在于让每个公民无论身处何地、身份如何，都能公平享有阅读的权利。这份保障，突出的是阅读权利而非阅读义务。法律无法强迫一个人读书，但可以明确有关机构在基础设施建设、经费预算管理、优质内容供给、特殊群体保障等方面的法定职责，让阅读不再依赖一时的热情，而是有了可持续、可落地的制度依托。
　　我们早已告别书籍匮乏的时代，互联网平台的爆发式增长，让知识触手可及，却也带来了信息过载的新困扰。
　　数字媒介的便利深刻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浅阅读、快阅读成为主流。碎片化的信息流与精心设计的即时反馈，不断侵蚀着我们保持专注和深度思考的能力。这让我们渐渐失去了“打开一本书”耐心。
　　打开手机，算法推送的短视频、爽文段子填满了碎片时间，3分钟读完名著、2句话读懂历史这类速成内容，动辄收获百万播放。这种依赖视觉刺激和情绪宣泄的阅读快餐，确实高效利用了零散时间，却也制造了认知的空心化。我们接收的知识变成了一个个孤立的知识点，而非连贯的知识体系。也许我们知道某个历史事件的时间节点，却不了解其背后的时代逻辑，也许我们能熟练复述网红博主的观点，却无法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
　　长此以往，人们逐渐失去沉下心来的耐心，能静下心读完一本书的人越来越少。毕竟读一本经典著作需要数小时的专注，而刷短视频每几秒就能获得一次情绪满足。这般对比下，深度阅读自然成了许多人眼中费力不讨好的选择。
　　当下的我们，虽浸泡在文字的海洋中，却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获取文字背后真正的意义与理解。《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出台的深意，正是通过保障公共阅读空间、扶持优质内容供给，为人们脱离碎片化的浮躁环境，提供一个物理空间，引导大众在必要的时刻放下手机、拿起书本，在慢阅读的场景中重新沉浸。这，也许正是立法想要守护的常态。
　　一个缺乏深度阅读、深度思考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精神贫瘠的社会。
　　阅读是涵养个体心智、支撑社会精神的重要载体。阅读能帮助人们系统构建认知体系、拓宽认知边界，而文化传承的鲜活内涵、民族发展的精神根基，也需要通过阅读去理解、去延续。人们沉下心与文字对话、与思想碰撞，培养理性思辨能力，突破知识壁垒，学会换位思考的共情心，这是个体成长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少了这份沉淀，很可能将失去创新活力与凝聚共识的能力，即便社会物质再富足，个体的精神世界也会变得空洞。
　　当然，法治并非破解全民阅读困境的万能钥匙。《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施行，还需要应对诸多现实挑战。比如，如何平衡数字阅读的便利性与深度阅读的必要性，让不同阅读形式各展所长、互补共生，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比如，如何推动优质阅读内容下沉，真正破解城乡、区域间阅读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比如，如何建立阅读设施长效运维与管理机制，避免重建设、轻运营的形式主义？破解这些难题，需要制度的刚性保障，也离不开全社会和每个个体的共同参与。
　　从政策引导到法治保障，改变的不是阅读的本质，而是对阅读价值的重视。有理由相信，在法治的土壤与技术的加持下，读书这件寻常事，会成为更多人的生活习惯。如果我们的阅读环境足够友好，优质资源触手可及，身边的阅读氛围日益浓厚，相信会有更多人主动拿起书本，打开深度阅读的世界。毕竟，书香社会的养成，最终还要靠每个个体的自觉与热爱。
　　愿馥郁书香浸润每个角落，愿每个人都能找到“打开一本书”的正确方式，在阅读中收获成长、汲取力量，滋养出更有温度、更有凝聚力的社会。

（作者单位：大渡河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