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风已有些许凉意，宁静的台儿庄，运河的水仍如往昔般缓缓流淌。在碧蓝的天空下，我们顺着纪念馆石阶一步步上行，整整三十八级台阶，每一级都镌刻着1938年的弹痕和伤痛，当脚掌与这些沉默的证人相触，仿佛能听见八十七年前战士们急促的脚步声。
　　走到纪念馆门前，二十四根雪白的立柱像持剑的巨人，顶天立地般撑起了整片屋脊。穿过自动感应门时，一阵冷气扑面而来，展柜里那张密布弹孔的墙壁照片映入眼帘。在清真寺西小讲堂的砖墙上，94个弹孔在80平方厘米的范围内层层叠压，最深处竟达十厘米。每个孔洞仿佛都在含泪诉说着1938年的春天，当日军濑谷支队攻入台儿庄西北角时，是中国守军用血肉之躯筑起了这道人肉长城，守住了整个民族的骨血和气节。
　　转过拐角，一张巨幅油画定格了那年春日的血战——中国军队第二集团军战士在台儿庄城下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刺刀映着烈烈的火光，干涸的泥土仿佛饥渴的婴儿，贪婪地吮吸着战士们的鲜血。讲解员说，当时日军装备精良，而中国军队只有“每个师平均不足一千支步枪”的简陋武装。其实，在“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因消极的“不抵抗政策”撤离后，东北百姓在没有武器、没有支援的艰难情况下，手握土枪和大刀，自发组织抗日义勇军，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林海雪原中与日军拼命周旋，直至力竭。无论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的誓死守卫，还是台儿庄城下的背水一战，中华民族都以血肉之躯诠释着“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铁血丹心。
　　在“敢死队”专题展区，一柄满是血渍的大刀斜插在沙盘上。刀柄处的铜环已被磨得发亮，那是第27师王范堂营长率领57名敢死队员夜袭敌阵的见证。展柜的老照片里，13名幸存的战士裹着炸烂的军装，布满黑灰的肌肤裸露着，仿佛是大地上炸开的一道道裂缝。
　　纪念馆中心的玻璃展柜里，陈列着三件特殊的文物。一件是台儿庄战役中牺牲的川军士兵家书，溢满了“儿此去不问归期，但求山河无恙”的拳拳衷心；一件是“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东北学生日记，填满了“何时能返故乡”的切切思念；还有一件是1938年《大公报》的号外，头版标题赫然写着“台儿庄大捷！日军溃退三十里”的烈烈振奋……这三件文物，恰似三块历史碎片，拼凑出从“九一八”到“台儿庄”的抗争轨迹——前者是民族伤痛的起点，后者是抗争精神熊熊燃起的时刻：无论是“九一八”事变中惨遭屠戮的同胞，还是台儿庄战役中牺牲的将士，他们的名字或许湮没于史册，但他们的血性却早已融入了中华儿女的民族基因。当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晨雾中时，运河的水突然泛起猩红，仿佛整条河流都化成了战士们未干的伤口。
　　离开纪念馆时，我反复咀嚼着纪念馆墙上的那句“我们不怕战争，但我们更珍惜和平”，我突然明白，这座纪念馆存在的意义，正是让每个踏入此地的灵魂，都能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界处完成一次庄严的对话。当我的脚再次踏上那三十八级台阶，仿佛看见无数英灵正逆着时光走来，他们的军装上还带着抗战时期的硝烟，眼神却穿越时空，与今天的我们静静对视。
　　（作者单位：广东清远电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