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湖最早出自《周礼·夏官·职方氏》，文中写到“其浸五湖”，《论语·颜渊》中也提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五湖对应到今天，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五大淡水湖：江西鄱阳湖、湖南洞庭湖、江苏太湖、江苏洪泽湖、安徽巢湖。它们如同散落在华夏大地的碧玉，熠熠生辉，每一片水域都诉说着独特的地理往事。这些湖泊如何滋养万物生灵，它们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淡水明珠的神秘面纱吧～
　　01鄱阳湖重要的候鸟栖息地
　　鄱阳湖既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整个“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中最重要的候鸟栖息地，没有之一。每年在这里越冬的各种候鸟最多可达70多万只。
　　鄱阳湖“丰水一片、枯水一线”的自然水文节律和枯水期星罗棋布的碟形湖是吸引这些鸟类前来的重要因素。
　　如果你是在冬季初次造访鄱阳湖，恐怕很难相信它就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目之所及，这里不见宽阔浩渺的湖面，只有大片裸露的洲滩，与人们印象中的“湖”相去甚远。
　　这是由于鄱阳湖的水位有着显著的季节性变化规律。鄱阳湖北通长江，是一个典型的吞吐型湖泊——它既承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和修水这“五河”，以及博阳河等支流的来水，湖中水又会经由北岸的湖口注入长江，而当长江干流涨水时，江水还会顶托并倒灌进鄱阳湖中。因此，夏季高水时，鄱阳湖浩瀚如海，秋冬枯水时涓涓似河。
　　与此同时，渐次排列的多样环境是这里群鸟翔集的秘密。
　　由于泥沙沉积不均匀，鄱阳湖的湖盆中自然形成了一些洼地。在夏季的丰水期，它们隐没在广阔的湖面以下。到了秋冬季节，当湖水逐渐向北退入长江之后，这些洼地便如一个个浅碟，为鄱阳湖“盛”下了有限的存水，类似大海退潮后，礁岩潮间带的凹陷中蓄积着海水的潮汐池。
　　鄱阳湖中这些枯水期“碟形湖”（也被称为“子湖”）的位置是大体固定的，尽管大部分面积不大，水也不算深，但它们却是一种复合型的湿地生态系统，能为候鸟提供多样化的环境和食物来源。
　　各种候鸟的食性与取食习惯虽然千差万别，且彼此都有各自偏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态位，但无论哪一类，都能在小小的碟形湖及其周边找到适合自己的食物和栖息环境。
　　02洞庭湖掌控湖南连通外界命脉的总开关
　　在163公里的距离内，太平、调弦、藕池、松滋四口为长江分流进入洞庭的湖口，城陵矶为四口长江来水再加上湘、资、沅、澧四江之水再次返回主干道的出口。这是洞庭湖和长江的江湖关系，也是整个湖南与外界的水路连通。
　　洞庭湖通过湘、资、沅、澧四条大江，将整个湖南和洞庭湖连接在一起，又通过长江和中国东西经济命脉通道相连。洞庭湖内外相通、江湖联结，在这条纵横交织的复杂水路中，人才、物资、文化，都是这条水路的流动因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洞庭湖就是湖南通江达海的门户。而湖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刘茂松则形象地说：“由于特殊的江湖关系，洞庭湖就是湖南连通外界的总开关。”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湖南都被称为“江湖之远”“蛮荒卑湿之地”，在中原视野中属于南蛮之地、流放之所。
　　在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李跃龙看来，宋代才是洞庭湖经济和文化发展历史的分水岭。自宋代开始，洞庭湖与长江之间的江湖关系正式彻底转变，由原来的“湖高江低、湖水入江”逐渐演变为“江高湖低、江水入湖”，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洞庭湖水面的极速扩张，以及湖区内冲积平原的形成。
　　宋朝恰逢洞庭湖水的极盛时期，每个地理单元都产出丰富的物产，这里也很快发展成为文人墨客称颂的鱼米之乡。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变化，到南宋已大体完成由北向南的转移。历次“衣冠南渡”，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界文化界人物到湖南为官、讲学，为湖南在文化教育和人文思想领域建设打下了基础。
　　自此以后，洞庭湖和湖南再也不是简单地接纳谴谪之人的蛮荒之地，而是成为开始向外贡献丰富物产和人才的重要地区。
　　明清时期，湖南成为了重要的粮食产区，开始供应全国各地用粮需求，大量的粮食经由洞庭湖转往长江，再运往长江下游各地，乃至全国范围。洞庭湖区的水路四通八达，把湖南推上了彼时农业物资输出大省的位置。
　　如今，有一些老辈的湖南人依然会说“出湖”这个词，除了走出洞庭湖的表面意思之外，还表明了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为湖的地理环境。洞庭湖是湖南交通的开关，走出湖便意味着走出湖南，走向外面的广阔天地。

（未完待续）
（据中国国家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