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新奎

　　说走就走的旅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天盛筵、足球宝贝，宝马卡宴、米其林大餐……丰渥优越的生活模式，谓之小资。
　　“白骨精”们一直追求标榜的小资生活，其实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早已玩剩下了，谓吾不信——请看当朝历史学家司马光的感慨——连走卒贩夫都穿精制丝靴，豪奢之风令人痛惜！
　　老夫子之所以大发感慨，是因为大宋王朝是一个很拉风的朝代，它300多年的历史是从成语“黄袍加身”开始的。
　　后周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北伐途经陈桥驿，翌晨一出帐，就被部下一拥而上披了黄袍，江山唾手而得。
　　职业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却是个和平主义者，初登大宝，赵匡胤就在密室中立了一块碑，此后大宋新皇登基，都要由一位不识字的太监带到密室里瞧瞧那块碑。大意是：第一，不杀柴氏子孙（后周的后裔），如他们谋反，就让他们在监狱里自尽，不能公开杀掉；第二，不杀士大夫，尤其是那些谏臣；第三，子孙如果违背了前两条，天诛地灭。
　　“勒石三戒”给大宋历代皇帝划下了执政的底线，也给大宋的治国理政定下了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能和平解决争端，就不诉诸武力；对内能调和矛盾，就不激化冲突。
　　有基本国策指引，宋朝GDP超越了此前历朝历代，即使是后来只剩半壁江山，财政也能达到1亿贯（一贯即一千枚铜钱，等于1两白银）。这样的收入纪录在古代中国、放眼全世界也堪称空前绝后。比如明朝在财政收入上比北宋差了整整一个数量级，清朝康乾盛世时状况稍好，但也不及宋财政收入的一半。
　　由此，宋朝平民百姓的生活也要好于其他朝代。司马光曾经痛心疾首世风日下，连农夫走卒都穿丝质的鞋子，实在太奢靡了！大宋王朝之所以能够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发展，创造了一个经济发达、藏富于民的社会，很大程度上跟取消宵禁、夜市合法化有一定的关系。
　　夜市文化不仅仅是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缩影，还是一种人类思想空前进步的表现。宋将宵禁取消后，人们不单再在某些地方、某些时间有了共同奋斗的目标，整个社会达成了空前绝后的“齐心协力”，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自然上了一个台阶。
　　经济上开源，宋朝把海外贸易搞起来了。开辟出了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宋朝先后在泉州、广州、临安（今杭州）、明州（今宁波）等沿海十几个沿海城市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其中广州、泉州和明州的贸易量最大，特别是泉州，在南宋时期，一跃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宋朝经济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消费拉动经济。
　　前面已经提到，宋朝不但是个拉风的小资朝代，更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读书人的朝代，也成了历朝读书人推崇向往的朝代。从赵匡胤开始就十分重视读书人，只要中了科举，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职，这等于是给民间读书人打了一针鸡血，不用看出身，不用看门第，只要中举，前途将一片光明。科举制繁荣的结果之一，就是宋朝的文官队伍膨胀，在北宋的都城汴京就集中了大量的朝廷官员。
　　汴京城内皇族、官员、军人、商人云集，人口达百万之众，这些人的吃穿用不是附近州县能够充足供应的，于是北宋依靠运河漕运，从日渐富庶的江南地区运送大量的物资到汴京。一船船送抵汴京的货物，不仅有粮食，还有丝绸、茶叶、瓷器、木器等，吃喝玩乐的装备一应俱全。当时的欧洲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美洲的玛雅人还在丛林中乱闯，大宋的汴京城犹如地球上文明的第一灯塔，照耀着四夷蛮荒之地，令四方心神往之。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说“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瞧瞧：点心怎么来的、御膳房的构成、皇上的下酒菜、宋代人饭后怎么刷牙，他们的酒量如何……通过文字，宋代人怎么吃，如何生活，如摊在我们面前的一幅立体画卷，是美食之旅，更是一本宋代市井生活的索引。故而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评价：“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会”。
　　汴京城强大的消费力和购买力，刺激了全国各地的生产力。宋朝和古代许多重农抑商的朝代不同，它对商人的限制相对宽松，并不惧怕商人做大后威胁皇权。而经商获得的利润，要比务农高出许多倍，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国度自然要比畜牧业、农业发达的国度富裕，宋朝的手工业、商业的发达程度在历朝历代中堪称高峰，所以能够富甲全球也就不奇怪了。
　　那么，皇帝老儿为什么不担心江南地区凭借强大的财力挑战皇权呢？那是宋朝把全国的精锐之师都集中到了汴京城，集中到了皇帝的身边，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地方势力做大。
　　和平主义者赵匡胤同志初坐江山的时候，麾下的军队才不足40万。就这些军队，赵匡胤还搞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让手下大将把各自的军权都交了出来，集中在赵匡胤一个人手中，将军们则拿着养老钱享清福。和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就开始杀功臣相比，赵匡胤处理问题的做法非常人性化。
　　凡事有立有废，北宋军队数量由此逐渐庞大，到了神宗年间，军队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人，除了喜欢搞阅兵仪式的隋炀帝外，北宋军队数量几乎是古代中国之最。从军队构成看，士兵主要分两类，一类是驻守首都汴京的禁军，《水浒传》中豹子头林冲落草前的职业就是80万禁军教头。对，没错，是80万禁军，施耐庵并没有夸张，北宋的都城集中了80余万的军队。剩余的军队属于厢军，驻扎在地方各处，人数远比禁军要少，而且待遇也低一些。每个禁军每年要消耗约50贯，厢兵每年消耗30贯，单是这百万大军的军费，就高达四五千万贯。
　　除了富甲天下的大宋，没有哪个朝代能维持这么大规模的常备军，而且士兵待遇还相当优厚。曾经有位西方学者感叹，当时欧洲小国的君主，都不如汴京把守城门的守卒生活条件好。
　　大宋养活这么多的军队，是为了作战需要吗？北宋在北方面临辽或金的威胁，在西北方面临西夏的威胁，的确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御敌。但是，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北宋这百万大军对外作战鲜有胜绩，倒是多次被辽、金军队深入国境，饮马黄河。故而，有宋一朝也就成了“花钱买和平”的典型代表。
　　是因为林冲教头们对这些禁军的军事训练太糟糕，使得宋军在战场上不堪一击吗？非也，其中有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北宋招募庞大的军队，并非单纯为了作战，而是为了解决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
　　各个朝代要获得兵员，无非采取两个办法，一个是征兵，一个是募兵。征兵就是强制老百姓参军入伍，而募兵就是花钱雇佣老百姓参军入伍。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长期坚持募兵制的朝代，它的士兵都是花钱雇佣的，而且还没有退役制度，只要进入了宋朝的军队体系里，就等于是捧上了铁饭碗，一辈子衣食无忧。
　　北宋时期，漂洋过海进来的高产占城稻推广开来，农业开始采用水稻和小麦轮种，粮食的大幅增产直接激发了全国人口突破1亿人。宋朝虽然商品经济发达，许多非农业的行业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但宋朝的统治者还是为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业游民头疼不已。
　　这些无业游民对社会的安定是潜在的威胁，为了消除这个威胁，宋朝再次用钱开路，花钱从这些游民中选择身强力壮的人，补充进军队里，让他们从游民变成了士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就是北宋解决失业人口的国策，但也有了高俅们的祸国殃民。
　　宋太祖赵匡胤就是这个国策的奠基者，他曾经说过，灾年最容易出现民变，不过此时募兵也最容易，因为老百姓没粮食，想有口饭吃，给点钱就能招募到士兵；而在丰年，老百姓丰衣足食，即使提高军队的待遇，肯参军的人也寥寥无几，毕竟当兵是一个有生命危险的职业。《水浒传》中描写的朝廷三番五次派官员到水泊梁山招安，就是这一国策的体现。在宋朝皇帝眼中，剿灭山贼太费力气，还不如花点钱招安了这帮草寇省事，反正朝廷有钱。
　　参军入伍有吃有喝，还有钱赚，何乐而不为呢？在其他朝代非常头疼的兵源问题，在大宋看来简直是不值一提。宋朝时期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起义，但不管是北宋的宋江、方腊，还是南宋的杨幺，只是这些起义与推翻了汉朝的黄巾起义、推翻唐朝的黄巢起义以及后来推翻元朝的红巾军、推翻明朝的李闯王起义相比，规模小了许多，不会对江山社稷造成致命伤害。不论北宋还是南宋，都亡于外族入侵而不是农民起义，这充分说明宋朝的募兵制在解决社会不安定因素方面还是很管用的。宋江、方腊就算揭竿而起，群众基础也相当薄弱，大宋地界没多少人愿意舍弃性命同他们一起“替天行道”。而且一遇招安，宋江之流带头投靠朝廷，这不能算是叛变革命，只能说被官府的糖衣炮弹打垮了队伍。
　　但以解决失业问题为目的的募兵制，自然难以获得有足够战斗力的队伍。宋朝最初招募士兵，有严格的体检标准，比如上等禁军的身高要求5尺8寸以上，这个标准放到今天，差不多得1米8的个子才能入选；入伍的身高最低标准，在真宗时期是5尺5寸，但是标准高了，就会有许多无业游民进不了军营，有悖于解决失业问题这个基本国策，于是有大臣提出，只要体格健壮，身高矮一点儿没关系，此后最低标准就不断降低，到了仁宗时期，入伍标准下降到5尺2寸，换算成今天的计量单位，也就是1米6多一点，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有资格入伍了。
　　这样招来的士兵，身体素质可想而知，林冲这样的禁军教头再敬业，也不可能把素质很低的士兵都练成太祖赵匡胤那样的猛将。而且，既然参军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这些士兵保家卫国的荣誉感就丧失了，朝廷不给优厚的待遇，宋兵们就不愿意去打仗。于是，北宋的将军们为了让这帮兵油子能上阵杀敌，默许士兵花天酒地违反军规都睁眼闭眼——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手里的钱都挥霍掉，这样他们才有动力去打仗，去赚赏钱花——才有可能实现丰渥优越的小资生活——比如说走就走的旅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天盛筵、足球宝贝，宝马卡宴、米其林大餐……
　　

（作者单位：神华能源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