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的清晨，阳光正好。“妈妈，今天咱们做包子吗？我来帮你！”七岁的儿子扒着厨房门框探进脑袋，眼睛亮晶晶的，睡衣领子歪在一边，活像只刚睡醒的小麻雀。
　　我笑着应了声，他便跳跃着跑进来，踮起脚尖去够橱柜里的面盆。铁盆“哐当”一声掉了下来，他赶紧捂住耳朵，眼睛笑成了月牙。这急吼吼的模样，像极了三十多年前的我。
　　那时候，老家的院子总是晒着太阳。母亲系着蓝布围裙，把面盆端到石榴树下的石磨盘上。我总爱把脸贴在冰凉的石面上，看面粉如何从她指缝间瀑布似的泻下。“慢点儿，”母亲会轻轻拍掉我偷抓面粉的手，“面也是有脾气的。”
　　她教我的第一课，不是怎么揉面，而是怎么“听面”。她的手扶着我的小手，一起插进面粉里。“要这样，从边上轻轻把水请进来。”我那时性子急，总想一股脑把水倒进去，结果沾了一手面疙瘩。母亲也不恼，只是把面团重新摊开，撒上一把干粉：“你看，面生气了不是？得慢慢哄。”
　　如今，我扶着儿子的小手，感受着他手心的温热。水刚倒进去，他就迫不及待地乱搅一气，鼻尖沾了面粉，像个偷吃年糕的小花猫。“不急，”我握住他的手腕，“面团在睡觉呢，咱们轻轻地。”这话脱口而出时，我自己都愣了一下，分明是母亲当年说给我的。
　　揉面是一场修行。儿子揉了两下就喊累，趴在盆边耍赖。我看着他，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是这般，总想跳过最枯燥的环节。母亲那时会说：“你听，面团在跟你说话呢。”真的，当掌心贴着温软的面团，推出去，收回来，那些细碎的抵抗渐渐化作柔顺的回应。面盆与台面发出有节奏的轻响，像极了小时候母亲摇着蒲扇时，扇骨摩擦的声响。
　　“为什么要揉这么久啊？”儿子仰起沾满面粉的小脸。
　　“让面里的小精灵睡醒呀。”我擦掉他鼻尖的白点。这话也是母亲教我的。后来学了生物才知道，那是让蛋白质分子舒展连接。可我还是更喜欢母亲的说法，仿佛每一粒面粉里，都住着一个小小的、需要被温柔唤醒的灵魂。
　　面发好了，白白胖胖地涨了半盆。儿子伸手戳了个洞，惊呼：“它真的睡醒了！”这一刻，阳光正好斜斜地照进厨房，他的睫毛上跳动着金色的光斑。
　　擀皮是最需要耐心的。母亲教的是“荷叶边，碗底心”，四周薄如蝉翼，中间留个厚底。“这样包子才坐得住，”她总是一边示范一边说：“人不能忘本，包子不能漏底。”她的手像鸽子翻飞，擀面杖几个起落，一张圆得像月亮的皮子就摊在案板上。
　　最神奇的是捏褶子。母亲的手指轻轻一捻就是一个褶，十八个褶子均匀地排成一圈，像朵将开未开的菊花。“为什么非要十八个？”我曾问。母亲想了想：“老辈人传下来的。十八是个好数字，月月红，年年有余。”后来我翻过食谱，知道褶子多了显得小气，少了容易破。可我还是愿意相信母亲的话，有些规矩，本来就不为什么，就像春天要开花，秋天要结果。
　　现在，我教儿子捏褶子。他的小手指还不听使唤，捏出来的包子有的像打瞌睡的小猪，有的像挤作一团的胖娃娃。可他认真极了，小嘴抿得紧紧的，仿佛在完成一件了不起的艺术品。有一个包子裂了口，他急得快哭出来。我接过来说：“没关系，妈妈给它打个补丁。”用一小块面皮贴住裂口，倒像给包子添了个小酒窝。他破涕为笑，把这个“特别的”包子郑重地放在蒸笼中间。
　　蒸锅咕嘟咕嘟地响起来，水汽渐渐弥漫。儿子守在煤气灶边，小鼻子一动一动地嗅着:“妈妈，什么时候能好啊？”这场景如此熟悉，让我想起那些在灶台边转悠的童年午后。母亲总会掀开锅盖让我看水雾腾起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是暖的。
　　“再等等，等香气钻到每个面团里。”我摸摸他的头。
　　在这个外卖半小时就能上桌的时代，我们似乎忘了，有些味道注定要等。等面团慢慢苏醒，等香气丝丝入扣，等揭开锅盖时，那扑鼻而来的是带着阳光味道的麦香。
　　包子出锅时，儿子急不可耐地去抓，烫得直吹手指。我把他做的那个“酒窝包子”夹到他碗里。他咬了一大口，肉汁顺着嘴角流下来，也顾不上擦，含混不清地嚷着：“妈妈，这是我做的，真好吃！”瞧着他兴奋的模样，我忽然明白，我们捏进包子里的，何止是面粉和肉馅。那是母亲手心的温度，是石榴树下的光阴，是“慢慢来”的叮嘱，是“总有个样子”的讲究。这些看似无用的规矩和耗时的等待，恰恰构成了生活最坚实的底色。
　　窗外的阳光又向西斜了些，在厨房台面上拉出长长的光影。儿子吃饱后，心满意足地趴在沙发上，脸蛋压着胳膊，先前那股雀跃劲儿已被温柔的睡意取代。面粉的甜香还在厨房里萦绕，像母亲当年哼过的歌谣。我轻轻拍着儿子的背，忽然觉得，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完成了某种温柔的交接。
　　这大概就是传承吧，不是刻意地教，而是自然地，像面团发酵般，把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温度，悄悄揉进了下一段光阴里。
　　（作者单位：山东菏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