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铁换乘长途巴士，再转颠簸的乡村小巴。时值十月，秋意正浓，空气里弥漫着泥土、草木和阳光混合发酵后的醇厚气息。
　　车在老家门口停稳时，夕阳正将最后的光辉洒向大地。我没有看到爷爷，只看到那片我们家耕种了几十年的土地，像一块金黄色地毯铺陈在暮色四合的天幕下。而爷爷，就从那地毯的中央，与这片土地进行着一年一度最重要的对话——收地。
　　第二天清晨，我跟着爷爷下了地。他递给我一把镰刀，我试图模仿他的样子，弯下腰，挥动镰刀。然而，我那习惯了敲击键盘的手腕，显得如此笨拙而无力，镰刀的轨迹歪歪扭扭，不是割得太高，就是砍进了泥里。不一会儿，我便腰酸背痛，汗流浃背。
　　而爷爷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一种不假思索的熟练与和谐。他的腰弯成一张蓄满力量的弓，镰刀划出的弧线干脆利落，“唰”的一声，一株饱满的玉米应声而倒。左手顺势一捋，剥开包裹的青衣，露出金灿灿的玉米棒子，然后“啪”地一声掰下，扔进身后的背篓。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仿佛不是在劳作，而是在进行一场与土地的默契合奏。
　　我这才意识到，“收地”的“收”，并非一个简单的动作，而是一种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智慧。它关乎角度、力道、节奏，更关乎一种对土地和庄稼的深刻理解。爷爷不是在“拿走”什么，而是在“接收”土地慷慨的赠与。
　　午间歇息，我们坐在田埂上。爷爷拧开水壶，猛灌了几口水，黝黑的脸上沟壑纵横，汗珠在其中汇成小溪。他很少说话，但他的沉默里蕴含着千言万语。他抓起一把泥土，放在手心捻了捻，又闻了闻，像是在品鉴一瓶陈年的佳酿。“今年的土还行，有劲儿。”他喃喃自语，像是在对我说话，又像是在对土地说话。
　　我问他，年复一年地重复这些，不觉得枯燥吗？他愣了一下，似乎没听懂我的问题。他指着那片被我们收割过的土地，露出了光秃秃的根茬，又指着远处还未收割的、沉甸甸的庄稼，说：“你种下什么，它就长出什么。你对它好，它就给你好收成。土地，是不会骗人的。”这句朴素的话，在那一刻，却比我读过的任何哲学著作都更具力量——纸上思辨总飘在云端，土地的回应却结在稻穗上，是捧在手心的实在。
　　傍晚，当最后一车玉米被运回院子，金色的玉米堆成了一座小山。奶奶和母亲开始忙着将玉米一颗颗剥下来，准备晾晒。孩子们在玉米堆里打滚嬉闹，笑声清脆。爷爷则靠在墙边，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吐出。烟雾缭绕中，他看着那座金色的“粮山”，眼神里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和踏实。
　　我离开的那天，手心因为几天的劳作磨出了水泡，隐隐作痛。爷爷把我送到村口，还是那般沉默。他从布袋里掏出几个烤熟的红薯，硬塞到我手里，说：“路上吃，自己家地里的，甜。”红薯尚有余温，烫着我的手心，也烫着我的心。
　　我坐在返城的车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爷爷的身影再次变成一个遥远的黑点。我忽然明白，这次返乡，又何尝不是一次“收地”？我收回了与土地久违的连接，收回了对祖辈艰辛的理解，更收回了一份被现代生活冲刷得日益模糊的、关于“根”的记忆。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爷爷，是我无论走多远，都永远能“收”到力量与慰藉的生命源头。
　　手里的红薯，真甜。

（作者单位：平庄煤业元宝山露天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