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的第一天，父亲都会放下手中的所有事，走到卧室的写字台前，拉开右手边第二个抽屉。抽屉深处，有一个褪了色的马口铁糖果盒，里面没有糖，只有一沓叠放整齐的证书和几枚硬币。
　　他总是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拿出一元五角钱，将硬币在掌心攥热，然后用一块干净的手帕仔细擦拭，直到它们在灯下泛出温润的光。整个过程，他神情专注，仿佛在完成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儿时的我对此百思不解。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时代，一元五角钱，连一瓶最普通的可口可乐都买不到。它为何能让父亲如此郑重其事？
　　直到长大后我才明白，这被父亲反复摩挲的一元五角钱，是他刚入党时要交纳的党费。这几枚小小的硬币，是他与组织之间最具体、最持久的连接。它是一条线索，串联起父亲在煤海矿山中度过的峥嵘岁月。
　　时间回溯到1985年，24岁的父亲响应时代号召，成为一名光荣的煤矿工人。在那个以工业建设为荣的年代，煤炭被誉为“工业的食粮”。井下的世界，是父亲人生的第一座熔炉。那里没有阳光，只有矿灯在巷道里投下晃动的人影；只有采煤机震耳欲聋的轰鸣；空气中永远弥漫着煤尘与汗水混合的味道。在地下近千米的深处，危险如影随形，工友之间结下的是“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的“过命”交情。这种极端环境，将坚毅、担当和重诺的品格，深深地刻进了父亲的骨子里。而父亲的信仰，正源于一位老党员师傅。
　　父亲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一次掌子面突发冒顶险情，在碎石和煤块簌簌下落的危急关头，所有人都慌了神，唯有师傅镇定自若。他一边大声指挥大家有序撤离，一边自己冲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检查支护。他那句“我是党员，我断后！”的吼声，在黑暗的巷道里，如同一道刺破恐惧的光，深深震撼了年轻的父亲。那一刻，“党员”二字在他心中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身份，而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脊梁，一颗红色种子在他心中悄然扎根。
　　1998年，是父亲人生中至关重要且极不平凡的一年。那一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带来了机遇也伴随着阵痛；长江流域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军民一心、众志成城的抗洪精神感动了全中国。这些宏大的时代叙事，也深刻地投射在一个普通煤矿工人的生活中。
　　37岁的父亲，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十三年的井下磨砺，让他成长为矿上的技术骨干和班组长，也让他对人生和信仰有了更成熟的思考。国企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让他更加渴望组织的依靠和引领；而电视里那些在抗洪大堤上扛着沙袋、日夜奋战的身影，再次点燃了他心中的那团火。他意识到，入党不是为了获取什么，而是为了承担更多，为了让自己成为像老师傅那样，在关键时刻能被工友信赖的人。
　　母亲至今记得父亲入党宣誓的那天：矿区简陋的会议室里，面对着鲜红的党旗，父亲穿着最整洁的工装，胸前别着一朵小红花，举起因常年劳作而粗糙黝黑的右拳，跟着领誓人一字一句念出誓词。母亲说，父亲当时声音有些颤抖，那是激动与紧张，眼神里却透着前所未有的坚定——他握住的不只是拳头，更是对党和人民沉甸甸的承诺。
　　宣誓仪式结束后，他第一次以党员的身份，交纳了党费。根据他当时的工资标准，金额是一元五角钱。从那一刻起，这“一元五角钱”便不再是普通的货币，它成为了父亲党员身份的第一个物化象征，是庄严承诺的每月回响。
　　一个人的信仰，可以不波澜壮阔，但必须真诚如初。父亲的“一元五角钱党费”，就是他作为一个平凡的共产党员，对党、对时代、对人生最质朴也最坚定的回答。它无声地证明了：最高尚的品格，往往就蕴藏在最平凡的坚守之中。

（作者单位：平庄煤业元宝山露天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