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春晖

　　“鸽子从它们的巢里弹射上天空时，在她的窗帘上掠过矫健的身影。对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了，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这是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的结局。我合上书，却觉得书中的主人公王琦瑶并未走远。她只是转过了弄堂的拐角，高跟鞋敲在青石板路上，声音渐渐隐没在上海的晨雾里。
　　作为“海派”文学的代表，王安忆的笔触总是细腻绵密，用她擅长描写的日常生活细节展现人物心理和时代变迁，尤其是对城市风貌、市井生活的刻画，充满烟火气与真实感。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是褪了色的月份牌。那些石库门房子、梧桐树影、苏州河上的汽笛声，都浸泡在一种淡黄色的惆怅里。这城市像一件穿旧了的丝绸睡衣，光泽还在，只是经不起用力拉扯。她笔下的王琦瑶们是这睡衣上磨出的毛球，不美，但真实得让人心软。
　　王琦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主角，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荡气回肠的爱情宣言。她只是一个在时代夹缝中求生存的普通女子，一个会为了一条新旗袍欣喜，为了一句闲言碎语伤神的“上海小姐”。那个时代给她的，不过是一面斑驳的镜子和几个模糊的倒影。她的美像弄堂里晾晒的衣裳，在日光下鲜艳夺目，夜里便被收进潮湿的角落。男人们爱她，爱的不过是她身上那一层薄薄的光晕，程先生爱她的青春、康明逊爱她的顺从、老克腊爱她的沧桑。而她自己呢？她爱的大约只是被爱着的感觉，像爱一件合身的旗袍，未必真心喜欢那花色，只是贪恋它裹在身上时的妥帖。从李主任到康明逊再到老克腊，她的每一次情感选择都谈不上纯粹，总是掺杂着生存的算计与现实的考量。这种不完美的爱情却比任何浪漫传奇都更真实。生活总是教会我们在心动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点。王琦瑶教会我，承认这种复杂性并不可耻，反而是成年人的标志。
　　王安忆写王琦瑶的死，写得极淡。一个为钱财而来的年轻人，一根勒进脖颈的绳子，结束了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人。这结局初看突兀，细想却合该如此。王琦瑶本就是被时代随手抛下的人，她的死自然也该是潦草的。那些曾经迷恋她的男人，此刻正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安稳度日，谁会记得四十年前的选美皇后？上海滩的霓虹灯照样亮着，只是换了新的广告牌。当王琦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眼前浮现出当年参加选美的场景时，那个瞬间我明白了王安忆想告诉我们什么：每个人的生命，无论多么平凡，都有其不可复制的光晕；每段时光，无论多么琐碎，都值得被郑重其事地记住。
　　王安忆笔下的时间具有惊人的质感。那不是历史书上整齐划一的时间刻度，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黏稠而具体的时间体验。王琦瑶在平安里的日子，一天与另一天的区别可能只是阳台上多了一盆花，或者少了一件首饰。这种微观时间的描写让我悚然心惊，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不正是如此吗？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转折，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微小变化，而这些变化累积起来，却在不经意间彻底改变了我们。读完《长恨歌》，我发现自己看待日常生活的眼光已经改变。阳台上的盆栽、厨房里的烟火气、衣柜里许久不穿的衣服，都带上了新的意义。王琦瑶教会我在平凡中看见永恒，在琐碎中发现诗意。这不是逃避现实的浪漫主义，而是一种更为勇敢的生活态度——承认微小事物的价值，在有限的空间里活出无限的深度。而《长恨歌》也最终成为了一面映照我自身的镜子，它让我在别人的故事中认出了自己，在时空的距离中找到了共鸣。当王琦瑶对着镜子梳妆时，我也看到了镜中的自己；当她在平安里的窗前发呆时，我也感受到了那种无法言说的孤独与坚韧。
　　窗外又飞过一群鸽子，或许有一只，正掠过弄堂的某扇窗。窗里坐着个不再年轻的女人，对着镜子拔去一根白发。镜框边上，夹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里的美人穿着旗袍，笑得正好。（作者单位：河北公司沧东电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