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到麦收时节，村里的小学总会放“麦假”。不管男孩女孩，都挎着竹篓跟着大人往麦茬地里钻——拾来的麦穗捆成捆，一捆能换两分工，这两分能给锅里添半勺稠糊糊。
　　我蹲在地里拾麦穗时，姑姑正把麦捆往肩上扛。花格衣洗得发白，袖口磨出毛边，沾着的麦秸在风里晃。“你捆得太散，扛到场上准得掉粒。”她朝我走来，蹲下来解我打好的绳结，花格衣后襟被汗水浸出白色的盐花。她手指在麦穗中间飞快地拨拉，一块红砖便被迅速塞进了麦秆深处，砖角带着土墙上的泥灰，蹭得我手背发痒。“压牢些，省得称分量时掉出来。”她低声说，眼尾的细纹里落着麦芒，其实我知道，我的麦捆捆得挺紧实，她只是找个由头帮我添点“分量”。
　　老张叔坐在打麦场的老槐树下过秤，老花镜滑到鼻尖。姑姑把我的麦捆往秤盘上一放，麻绳被砖坠得绷直，秤杆“吱呀”一声往下沉。老张叔的手指在秤砣上停了停，突然咳嗽着用袖口擦眼睛：“七斤半，记三分。”我看见他脚边堆着其他孩子的麦捆，个个都比我的矮半截，可他没多问，笔尖在工分簿上画了道粗粗的横线。当晚工分簿传到家，母亲盯着多出来的一分，半天没说话。母亲往我碗里舀麦糊时，勺子在铁锅里碰出轻响：“明早把咱家新打的扫帚给你姑送去——前几日你姑父还帮咱猪圈垫了半车碎草。”油灯下，父亲吧嗒旱烟，火星在烟锅里明灭，他把烟袋锅在炕沿上磕了磕，眉头紧皱，看着我说道：“咱可不能干这种事，虽说日子苦，可咱得清清白白做人。拿这多出的工分，咱心里能踏实吗？这要是传出去，咋有脸见人。”我低着头，听着父亲的责备，这才懂，原来大人间的情分，早就在送扫帚、垫碎草里算好了账。
　　去年夏天回村，联合收割机在田里跑得飞快，金黄的麦粒直接灌进三轮车，打麦场上再也看不见摞成小山的麦捆。姑姑坐在新盖的红砖房檐下择豆角，墙根堆着砌墙剩下的红砖，边角棱棱整整。她穿的花格衣早换成了宽松的白汗衫，见我盯着砖看，捡了块带麦秸印的红砖：“那年从打麦场墙上掰的砖，跟这新砖一个模子。”她粗糙的手掌抚过砖面，像摸着段沉在时光里的旧梦：“你老张叔现在眼尖着呢，戴了新眼镜，说当年其实早猜到我塞砖，就是装糊涂——他家婆娘那会儿总让我帮着看娃。”
　　场院的风还是带着麦香，却没了麦芒扎手的刺痛。我摸着姑姑递来的红砖，忽然忆起她蹲在麦地里解绳结的模样——穿旧的花格衣后襟贴着脊背，被汗水浸出的盐花像片晒干的河田，手指在麦穗间翻动时，比拾麦穗还轻巧。她知道老张叔的秤杆能称出砖头的重量，却也明白，在那个饥困的年月，多一分工分能让一个男孩的碗里多半勺稠糊，能让一家人的工分簿上多道红钩。那些没说破的话，就像藏在麦捆里的红砖，沉在岁月深处，却让人心生暖意。
　　临走时，姑姑往我车里塞了袋新麦磨的面粉，袋子底角硬邦邦的——是她偷偷放的几个咸鹅蛋。后视镜里，她站在红砖墙边挥手，花白的头发在风里飘，不再是当年那个穿花格衣弯腰塞砖的利落模样。远处的收割机还在轰鸣，可我耳边总响起那年麦捆里红砖蹭过麦秆的“沙沙”声，想起老张叔画工分时笔尖顿在纸上的那个瞬间。有些事，越是沉默，越像砖上的刻痕，在心里留得长久——那是穷困年月里，姑姑的花格衣、老张叔的秤，还有无数没说出口的善意，共同压在麦捆里的，比砖头更重。

（作者单位：山西霍州电厂）